这是一部值得被讨论的电影，无论是从情节、演员表演、镜头语言，还是从主题与深度。
首先想聊一聊关于人物的表现。我们的主人公波洛是享誉欧洲的著名侦探，在电影中以一位神似卓别林的比利时绅士形象出现，其敏捷的思维和犀利的谈吐让人印象深刻。从他的视角，我们能看到更多形象，这些形象的第一次集中出现是在东方快车将要出发时在站台检票登车的场景。德国公主神色凝重，在厚厚的脂粉下是苍老冷峻的面庞，右手紧握的象牙柄手杖暗示其身份不凡，她的女仆同样高达，刀削般的不苟言笑的脸上读不出她的情绪是喜悦还是悲伤，怀中抱着两只小狗。然后走来的是匈牙利外交官夫妇，两人穿着华丽，女方一席白色连衣裙端庄优雅，男方银白色西装笔挺整洁，面对围拢来推销的小商贩，两人毫不在意，相互紧紧挽住手臂。接着是赫伯德夫人（Mrs. Hubbard），同样是一身雪白色皮草，富贵雍容，挥舞着戴着白色丝绸手套的左手，拒绝迎上来的商贩。她虽一言不发，神态高傲似一只高贵的天鹅，却在临上车前富有深意的转头瞥了一眼正在等待上车的波洛，仿佛在思考些什么。奥尔森小姐慌慌张张，手足无措，仿佛神经大条一般胡乱翻找着护身符；麦奎恩先生似乎也精神过敏般东张西望，支支吾吾；雷切特先生冷酷精干，灰色的鹰一般的眼睛打量着周围；而容易被忽略掉的列车员皮埃尔口齿伶俐，工作细致，而在面对雷切特时眼神却似有躲闪，转头为身旁的另一位顾客指座。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最初的印象，为后面情节铺开埋下伏笔。
而第二次这些乘客集中出现，便是在最后的揭秘，作为背景出现在波洛侦探周围。在这几个并不长的镜头里，他们或崩溃痛哭，或表情凝重，或愤怒，或解脱，或不安。更详细的刻画出现在波洛讲述的那个可能的真相中，在凌晨两点，在幽蓝色的灯光下，他们一个一个接连走进雷切特的包间，发泄心中的愤怒和悲伤。在他们脸上，能看到作为父母和祖母的坚毅决心，能看到身为挚友的不舍和愤恨，能看到作为女仆、厨师、司机和秘书的怀念爱戴，能看到作为亲人的悲伤，能看到作为恋人的惋惜和愤懑。这一组群像，展现的是藏在面具和虚假之下的真实的情感，是在黑暗中露出踪迹的复仇的强烈欲望。这样的面孔与前面众人伪装出的无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感不仅带给观众震撼，更拷打着每个人的良心。
...当所有的“可能的真相”浮出水面，人们似乎恢复到那个本来的自己，卸掉所有的伪装，紧紧拥抱、庆贺，第三次的群像则显得轻松愉快，似乎在庆祝，似乎在告慰。
而在这之间，值得玩味的是一组镜头，在波洛回忆询问众人的片段时，所有的形象都是背对着光源的特写。这一点在公主和厨师的镜头中尤为明显。画面中央大部都是人像，背后是刺眼的阳光，室内并不明亮，映衬着人的脸上也蒙上阴影。镜头处在人像下约30°角的位置，仰视的镜头带来强烈的压迫感，仿佛观众就在现场近距离观看，紧张的气氛牢牢攥住观众的心脏。惨白色的脂粉和鲜红的口红带给人更加惊悚的视觉感受，配合着波洛的解说，将整个戏剧推波助澜至高潮。镜头语言不可谓不高明。
...然而，在结局的香槟庆祝之下，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我不认为虚构一个不存在的黑手党是这件事该有的结局，同样我也不会认可这种伪装成12人陪审团的实际是私刑的复仇。
我所理解的法律的主要目的不是宣扬正义，而是保护人的权利，是一种违反了社会契约后的惩罚，它的直接影响是打击所有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人，间接保护了那些遵守规则遵守秩序的公民，同时间接震慑可能存在的更多的犯罪行为。当然，这种震慑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有限的。法律体现的是公民整体的意志。而私刑则是依照个人或者一小撮人的意志而产生的，这种刑罚缺少法律的支撑，甚至其本身就是严重违法犯罪。
我们要用法律对抗私刑，原因是私刑是用一种犯罪来打击另一种犯罪，以暴制暴，而其结果只会是更大的暴力。同时，公民之间的暴力形成的仇恨链是无法被斩断的，只有诉诸司法，才能让罪恶的循环在政府终止，才能保护公民整体的利益。如果我们纵容电影中这种私刑的存在，那么被私刑处死的人的儿女可能会复仇，而被复仇的人的家人朋友会接着去寻仇。冤冤相报何时了？
更何况在这十二个人中，麦奎恩似乎并没有十分充足的愤怒杀害雷切特，外交官夫人也缺少勇气将刀捅在雷切特身上，握着夫人的手的外交官举刀的理由也不过是妻子伤心悲痛，信奉上帝的奥尔森在把刀拔出来以后还要祈求上帝的原谅。如此种种令我感觉这十二个人中真正恨雷切特恨到要取起性命的程度的人不过寥寥几人，其余更多是被煽动被挑唆。如此，还能被称为正义吗？如此真的就能惩恶扬善了吗？
所以最后，我更认为这是赫伯德夫人精心编排的一出show，一场关于复仇的revenge show，在这场秀里，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的审判，其本身便是堕落入地狱的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