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24.3.16）

影片以唐志军这一角色内心的创伤之痛为故事线索，游走在荒诞与严肃的基调间，找寻人类经典的存在主义谜题——人类存在之意义。唐志军的人物历程体现了主体在面临创伤时该如何应对与解决的精神分析式命题。本文借助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阐述唐志军为疗愈创伤而寻求某种幻象式解决以此抵御实在界入侵的过程，并揭开摄影机的骗局，找出真正的大他者，进而分析唐志军是如何主动承担起创伤，最终“穿越幻象”。

一、实在界：入侵与抵御

（1）拉康的三界理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格理论分为三个结构：本我、自我和超我。拉康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建构了“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三元组理论模型。想象界即为自我的领域，是一个由感知觉、认同与统一性错觉所构成的前语言领域，在想象界中，人的“自我”诞生；象征界是一个由语言和符号所构成的领域，主体在想象界接受阉割后进入象征界；实在界是拒绝象征化的，是充满恐怖和原乐的“本我”能量层面，也是处于人结构“自我”的前本体虚无境界。在唐志军的人物历程中，创伤是驱使唐志军行动的重要因素，而创伤的形成是实在界降临象征界的标志。

（2）主体创伤的形成：实在界的入侵

精神分析认为创伤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固着在唐志军身上的创伤性事件，也就是女儿的自杀。在唐志军第一次提到自己女儿时，他对自己女儿自杀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不原谅”，对于女儿生前所发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人类，存在在这个宇宙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成为了一种具有声音性质的创伤。唐志军不断地重复思考，试图去赋予意义来弥合这一创伤，可见女儿自杀这一行为给他的心灵带来了高度的刺激。但创伤在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注定成为了一个无法弥合之物。

（3）幻象式解决：对实在界的抵御

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幻象这个场景可以填补大他者、符号秩序中的空白，隐藏大他者的非一致性，构建具有连贯性的现实。幻象即为欲望的形式，是欲望的坐标系。作为“原质”存在的创伤，入侵了象征界，让唐志军面临了事件与语言的分裂，从而进入符号体系中寻求某种幻象式解决。女儿的自杀作为一小片实在界的碎片入侵了象征界，唐志军则试图用幻象将这一创伤驯服。

电影中，唐志军对于外星文明的追逐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即解开女儿自杀的谜团，找到女儿生前发出的疑问的答案，好让自己可以去“理解”女儿的行为，以此达成与过去的和解。唐志军去试图让女儿的自杀变得“可理解”的这一行为是一种对创伤的幻象式解决，即主体通过将来自实在界的创伤归纳进象征界的符号系统之中，完成他对于实在界入侵的抵御。孔大山在采访时说道，这部电影从来都不是理想主义者的赞歌，而是一位偏执狂的自我救赎。当九十年代的“UFO”民科热潮逐渐散去，电影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一个对科学充满热忱的理想青年，而只是一个偏执于女儿自杀谜团、无法与过去和解的落魄父亲。

二、摄影机的骗局：大他者之谜

“大他者”就是语言，即符号秩序、象征系统本身。前文提到，创伤本身就是实在界的产物。之所以对于唐志军来说女儿的自杀不可理解，是因为在他的象征系统中这一行为是实在的，无法被象征化，是整个象征系统的匮乏，也即大他者的匮乏。于是，唐志军这一创伤正是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下形成的，他为了弥补这个创伤所做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大他者的凝视中展开的。但在这部影片中，真正的大他者直至影片后半段才开始显现，摄影机为我们制造了一个骗局，一个关于符号秩序的假象。

影片中，唐志军所代表的形象是一个圣愚式的旧知识分子——追崇纯粹理性秩序、反抗物欲横流的禁欲、对科学的绝对认同。这些特征看似与现代社会的符号秩序相反，但在电影中，那仅仅只是“虚假”的符号秩序。在前半段，导演安排秦彩蓉这个角色作为唐志军的对立面，有意地在二人的对比中强化唐志军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同时也表现唐志军的行为在一个文明社会显得多么荒诞可笑，试图说明外星文明本身就是一派胡言。导演试图以此来让观众进入到摄影机所建构的虚假的符号秩序，让观众认为本片并非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隐藏了本片的严肃性，以及真正的大他者。但在影片的中间部分，孙一通打破了“第四堵墙”，遮住了摄影机。画面一转，是一个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片段——天突然亮了，石狮子的身上堆满了麻雀。打破“第四堵墙”所产生的间离效果也将观众从前半段中的荒诞世界脱离出来，影片的科幻元素第一次呈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意识到了这部电影的严肃性，真正进入了这部电影中的真实世界。从这一刻开始，真正的大他者才开始显现——那股指引唐志军踏上旅途的神秘力量得以现身。

三、最终阶段：穿越幻象

当荒诞褪去，从影片的后半段开始，我们愈发认识到唐志军对外星文明的追逐不过是他对创伤的幻象式解决，企图将无法被语言化的创伤纳入符号系统，以此完成虚假的自我救赎。唐志军对于外星文明追逐的欲望本质上就是大他者的欲望，他的这一行为体现着主体对大他者的认同。只有当唐志军不再被困于自己所建构的幻象时，他才能认同无法被符号化的创伤，主动承担起自己的欲望和选择的责任，以此才能完成真正的自我救赎。齐泽克称这一过程为“穿越幻象”。穿越幻象就代表着意识到大他者不存在，意识到大他者无法将我们的实在的创伤转换为某种“可理解”的语言，而令唐志军意识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为孙一通。

孙一通与唐志军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即他们的身上都带有着亲人离世的创伤。但相较于唐志军绝对的理性思考，在电影中孙一通提到自己相较于数学更喜欢语文，他摒弃过于绝对的数学逻辑和理性秩序。孙一通选择用富于想象和浪漫的诗歌来缓解丧亲之痛，似乎感性的思考更能抵达灵魂本身。当唐志军请求孙一通问外星文明回答那个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孙一通答道：“如果它们也不晓得呢，或者说如果它们，那么远过来，也是为了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呢？”这些都可以体现出孙一通的存在是与唐志军所处的符号秩序完全相悖的——并不坚信外星文明能够解决人类问题、以纯粹感性的诗歌作为语言与指引。

第二天，当唐志军醒来，一种奇观出现——被麻雀包裹的孙一通与最后一首通往灵魂的诗歌，麻雀带走了孙一通，只留下了他头顶上的那盏锅。对外星文明的坚信在这一刻虽然得到了实证，但女儿自杀的谜团却没有得到解答。曾经他所坚信的科学逻辑没有带他找到真正的外星人，反倒是孙一通来自灵魂深处的感性思考抵达到了唐志军一直以来的欲望所指。唐志军望着孙一通离去的背影、回味着孙一通前一天晚上跟他所说的话，他笑了。这一刻，他曾经所坚信的科学逻辑在这一刻都随着孙一通的离去而被带走了，他逃脱了符号秩序的凝视，意识到了大他者不存在，主动承担起了女儿之死带来的创伤；他穿越了幻象，正视了有关自己的欲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