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是选择站在摄影机器背后的人，摄影师（在本片中具有极强的自指性）从未真正踏上过亚美尼亚的土地，也从未与他的妻子或这片土地产生真正的联结。他始终同我们一起存在于画外的空间里，不断将自己排斥在外，将自己认同为一个无根的人。而与之相反，妻子总是存在于景框的内部，她渴望并正在与那里的土地和人进行着直接且亲密的联系。于是，情感（不论爱情还是乡愁）的裂痕悄然发生，并由影像及声音媒介不断撕扯开来。

摄影师身为只会英文的亚美尼亚裔，他踏上亚美尼亚的土地，但不会说它的语言；他将自己认同为加拿大人，却流淌着亚美尼亚的血液。不同的语言在本片中作为身份构建的关键因素，既呈现出母语所可能带来的舒适与亲密感，同时也抛出“我究竟来自何方？”的身份疑问。亚美尼亚在此处代表着无法抵达的故乡。

相片、录影带、答录机以及信件，不再是作为承载情感的容器，而是将其隔离的媒介——人们被困其间，然后无从逃离。事实上隔离的概念早在影片之初便被隐晦地提出（彼时我们尚无法知晓），而直至片尾最后的留言里它才借妻子之口道出——录影机中的那片羊群。不仅如此，隔离存在于影片的各处：摄影机的前后，地域的分隔，不通的语言，触不及的历史，尴尬的约会，以及最具象征性的、永远无法接通的来电。答录机里来自大洋彼岸，夹杂着电流声、空洞而遥远的声音，承载着从未到达、在时空上恒久错位的情感，诉说着那已然无法挽回的爱情。

在资本异化的社会里，沟通常常是无效的，人际关系总是缺失。妻子仅作为翻译工具而出现（- What’s practical? - My services as a translator.），召应女郎由金钱所购得，养女被简化为照片与精确计算的开销。每月的异国女人，饭后的电话调情，在此处似乎共同指向了现代生活中重复性的模式——长久隔离的孤岛，逃不出的孤独。

影片结束之处，当夕阳温暖的余晖洒在教堂的遗迹与随风摇曳的草地上时，Egoyan镜头里的亚美尼亚是如此宁静祥和，似乎让我们忘却，忘记了在那些遗迹的背后，尚存留着一丝骚动不安的气息，那是曾经备受苦难的亚美尼亚民族游荡的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