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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巴黎警方宣布对阿尔及利亚移民实施宵禁,此举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民族解放阵线号召阿尔及利亚人集会抗议。人们走上巴黎街头,巴黎警察总长帕蓬 (Maurice Papon)下令镇压,暴力殴打很快演变为屠杀,有超过二百具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被扔到塞纳河上。这段历史,直到20世纪末才被法国正式承认。2005年,迈克尔·哈内克在《隐藏摄影机》中,借助近乎悬疑片的结构,让主人公追索自己幼年时期的罪行,进而引出了这桩被历史掩埋的暴行。
主人公乔治,是当红的电视台主播,主持一档读书谈话节目。他的妻子安娜,供职于一家出版公司,她的老板也是她们夫妻的好友。两人育有一子,皮埃罗,正在读初中。一家三口过着精致的中产生活,和美平稳。一天,夫妻俩收到一盘匿名寄来的录像带,放出影像后发现自己的生活日常被人偷拍。随后,安娜接到匿名电话,乔治在电视台收到明信片,匿名者以简笔画手法画了一张正在吐血的脸,神情惊恐。随着皮埃罗也收到了类似的明信片,乔治夫妇又陆续收到了内容不同的录像带,随带附寄的还有风格统一的简笔画:吐血的人、被杀的鸡,脖颈的血喷溅而出。随后的录像带记录的影像,让乔治越来越确信这与自己幼年的经历有关,恐慌日益加剧,他决定找到“恐吓者”,维护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故事讲到这儿,悬疑类型的味道已经做足,如果不是哈内克,故事的调子势必一番狗血:一个中年有成的白人男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战胜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只是,哈内克的笔锋陡然一转,把审视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位白人中产男性身上。正是这一段又一段的窥视影像,逼着乔治重新面对自己的黑暗过去。故事讲到这里,如果不是哈内克,往下发展无外乎就是个类型变体的套路——乔治忏悔自己的罪,与“威胁”握手言和,回归既定轨道。可是,哈内克用这个幽灵般的“偷拍者”,激发了乔治的恶,让他再次加害了他曾经伤害过的对象。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两次加害的全貌,两个时空并置,消解了悬疑类型的套路,被窥视的不安感通过电影带给所有人,每一个观看者,在这审判般的窥视里,无所遁形。
乔治——中产阶级的代表——拥有媒体话语权的名人,他所担忧的“威胁”究竟是否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合法”权益(包括他所处的阶级地位,他拥有的财富、家庭、名声)——进行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对受害者的再次加害。
《隐藏摄影机》里出现过的影像,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承担寻常叙事功能的影像,以所谓的“全知视角”呈现,交代故事中所有角色的行动;二是窥视影像,以录像带为媒介,属于未知视点,是在被记录者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摄到的影像;三是乔治担任主持人的谈话节目,呈现在电视荧屏和电视台剪辑室的显示屏上;四是乔治家电视播放的新闻影像,涉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遭受“非典”疫情的中国的街头采访等。
其中,第二类窥视影像可以被倒带并反复观看,影像本身既是谜题也含藏着解谜索引,引出“悬念”,作为叙事动力的一部分。第三类是乔治团队完全掌控的节目影像,可依循乔治的个人意志被剪辑,甚至抹除。第二类和第三类影像,在“真实”这个意义层面,是完全对立的存在。而在第四类——新闻影像的对比之下,第三类影像更显得精致而虚伪,是包裹着糖衣的意识形态巨网。这四类影像共同作用在乔治身上,刚好形成悖反的关于“真实”的指涉。乔治可以随意掌控第三类影像,但是对第二类影像束手无策,他受困在偷拍的影像中,面对着他一直试图遗忘甚至要抹除的罪行,他的社会地位因之动摇,他的冷酷和虚伪因之暴露。
第三类影像——读书谈话节目,这类影像从被记录之前就被言说者们刻意矫饰编排,他(她)们坐在演播室侃侃而谈,修补着作为文化中产者们的面具,最终经过乔治的再次矫饰,呈现在荧屏上,操控着观众们。观众包括了乔治的家人,朋友,也包括更低阶级的观众,如被加害者马基德。
马基德曾经看过乔治主持的节目,他也与乔治的长辈亲人、朋友家人一样,是只能被动观看的观众。就像《班尼的录像带》,无名女孩被班尼带回家,她只有看的份儿,根本不能动摇班尼的影像话语权。但是,在《隐藏摄影机》中,哈内克让被害人反抗了——无论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以生命献祭的马基德成功了,他成了窥视影像的主体。马基德的割喉“反抗”,借由第二类影像——无论是不是他拍摄的或寄送的——他都在这真实影像里,彻底洞穿了加害者——乔治的面具和铠甲。
第二类影像之所以锐利,正在于它记录了“生活”本身。在第二类影像里,未经剪辑的窥视影像,其拍摄时间就是真实的时间,而空间则经由镜头里所有的参照物被证实为真。在完全真实的时空里,影像记录的对象——因其不知道自己被偷拍——所发出的言行,剥离了全部的虚矫。乔治气急败坏的威胁、马基德伤心欲绝的独自痛哭、马基德决绝的割喉、乔治冷漠的见证,甚至片尾放学时所有学生的放松的言行,包括马基德之子和乔治之子平等融洽的交谈……这一切都是哈内克在影片中建构并强调的“真实”。
《隐藏摄影机》里,无论偷拍者是谁,其窥视影像都忠实记录了马基德被乔治恶语相向甚至恐吓威胁的全过程,这使得马基德被加害的事实被记录,并被众人所知。更要紧的是,偷拍者记录了乔治走后,马基德独自痛哭一小时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被乔治的妻子看到,至少被乔治的老板(老板秘书)看到,至少被马基德的儿子看到。乔治对马基德的伤害,在各个阶层面前都被暴露了至少一次。
哈内克的悲悯,正在于他记录了被加害者的痛苦,他拒绝遗忘,拒绝把视线转开,他忠实记录了加害者的二次伤害。马基德的父母被1960年代的暴力机器杀害,幼年的马基德本有可能被乔治父母收养而获得崭新的人生,却被乔治设计陷害,终遭驱逐。中年马基德被乔治指控绑架了皮埃罗,被警察粗暴入户抓走,失去了仅剩的尊严。哈内克直接呈现出加害的过程,正是他对被加害者的关照。未知的窥视影像,其实并不能威胁乔治一家,它之所以被认定是“威胁”,只是因它的“真实”,因为它一直盯着乔治,这份凝视唤醒了乔治掩盖已久的人性黑洞。他在怀疑和调查的过程中始终对妻子隐瞒实情,堂皇的理由正是为了“保护妻儿”。而安娜也并非坦诚如一,儿子的“失踪”刚好揭开了安娜和老板之间的暧昧关系。
如果说窥视影像对节目影像发起的是毁灭性的穿刺,那么新闻影像则对叙事影像做出了若有若无的解构。生活的琐碎本真,击碎了虚矫和操控;而现场直击的新闻记录,则不停介入甚至干扰着乔治夫妇的对话——那是在精心雕琢的消费之下的中产居家生活,是被物化的精致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乔治夫妇之间,展开的对话是暗流涌动的角力。正因为不断插入的新闻影像,他俩的对话张力得以绷到极限。伴随着乔治和安娜的对话,新闻影像里的内容,处在“非典”疫情恐慌之下的街头和戴着口罩的急救车司机、笼罩在联军角力的氛围之下被战争摧残的伊拉克民众……影像中的寻常人遭受着致命传染病与战争,而他们的苦难只作为乔治和安娜的对话背景存在,这对中产夫妻漫不经心地切换频道,同时试图推理出偷拍他们的“恶作剧”坏人,他们所担忧的轻与新闻影像里人们所遭受的重,成为反讽的对照,是另一组悖反式的生活断面集合。
在哈内克严谨的对仗建构下,影片以窥视影像开始,从家门口生活的真实断面开始,借由遥控器和观众(乔治和安娜),转化成为中产居所的电视荧屏里的“幽灵”,打破了稳定有序的生活。偷拍的影像和不祥的明信片乌云般积聚起来,当窥视影像遮蔽了乔治的天空——他的起居空间、他的工作空间、他的过去的成长空间……悬念逐渐超越了悬念本身,成为吊在乔治头上的镰刀。他由此惶惶不可终日,他掩盖的过去和矫饰的当下——都被揭开。
《隐藏摄影机》在记录加害过程的同时,始终凝视着拍摄对象,直指中产阶级永远丢不掉的阶级恐惧。对乔治们而言,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现有的社会地位。乔治的父母是农庄主,而马基德的父母是长工,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因为确定而彼此相安,在马基德的父母死后,乔治的父母可以大发慈悲收养马基德。而幼年的乔治陷害马基德的伎俩,刚好戳中了乔治父母的要害——他们担心马基德带有传染病,这将成为农场主家庭的最致命威胁。因此,乔治的父母半推半就地放逐了马基德,正如历史上欧洲中产对犹太人所做的,他们任由马基德被带走、甘愿被乔治欺骗,完成了中产家庭的“平庸之恶”。
与父母不同,乔治选择了权力新贵——媒体,作为他大展拳脚的舞台,收割财富与名声。马基德久别重逢还憨憨地问乔治“你没有继承农庄?”——这份短视令人心碎。而乔治,作为新的话语权的代言人,他面对的威胁被哈内克设计为媒体内部的威胁——窥视的真实影像威胁着造作的虚假节目。颇富意味的是,窥视影像最终指向了一处明显是被作者特意挑选的街道名称——“列宁大道”,这个名字,代表了某种力量,正是乔治们所担心的力量。
在哈内克严谨的对仗建构下,影片以窥视影像结束。皮埃罗放学后,他的校友和同窗几乎都成了被窥视的对象,他们无忧无虑地彼此告别、闲扯,对“隐藏”摄影机毫无察觉。除了马基德之子(他不属于放学影像的被拍摄主体,他是由画面右下角入画,到画面左上角招呼皮埃罗,再到画面左下角与皮埃罗寒暄,最后再从画面右下角出画),他对于皮埃罗就读的学校的学生们而言,始终是另一阶级的“他者”。在窥视影像的“真实”里,第三代被加害者也只是个“过客”,他的入画和出画将与这段窥视影像形成“共谋”,将一并成为藏在幽暗处的威胁着第三代中产们的“幽灵”。与第一代的雇佣关系、第二代的敌对关系不同,第三代之间的相处更为轻松,表面上更为平等宽容。但是,是否真如哈内克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的,他给出了下一代之间的更为包容的未来可能呢?
不,只要他们都处于窥视影像里,他们之间的裂隙将永远存在。
乔治代表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低下阶层有天然的逼退力量。他们越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和阶级地位,就越会逼退低下阶层的零星希望,最终,劳动者阶层只有喷溅自己的血,才能在中产的记忆里留下痕迹。焦虑——失去阶级地位的焦虑,成为中产阶级们的软肋,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们无限侵占、逼退、加害低下阶层者们的动因。其实,相较于脆弱的马基德,窥视影像才是真正的“幽灵”。威胁着乔治们的,根本不是马基德们,而是他们自己发现并利用的影像媒介。正因为窥视影像的出现,马基德才会被乔治步步逼近,最终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命反击。可以说,窥视影像作为影像媒介的一部分,既让乔治感到威胁,也导致了马基德的自杀。
隐藏摄影机的存在,对加害人和被害者都构成潜在威胁,体现出无差别的残酷,等同于“真实”带来的沉重和锋利。《隐藏摄影机》带来的彻骨冷意,在于乔治压根儿没有愧疚,在受害者面前,他甚至懒得掩饰。在电视台老板——能决定乔治命运的人面前,乔治自己则伪装成了“受害者”。作为媒体宠儿,为了自保,乔治能轻车熟路地阐释偷拍影像,甚至扭曲“真实”。这也是继《班尼的录像带》之后,乔治代表中产阶级体现出的新时代“大能”。掩盖罪行的本能,会成为第二次加害的恶之种子。如何避免无限的加害循环?哈内克给出了他的方式——显影并记录罪行!
《班尼的录像带》结尾,班尼用自己拍摄的纪实影像揭发了父母的罪行。而《隐藏摄影机》,则是通过窥视影像叩问了乔治对马基德的第一次加害,同时又记录了乔治对马基德的第二次加害。这是一次对被加害者的还魂,正如乔治睡着后出现的幼年段落,小马基德挣扎着被孤儿院的老师拖进汽车带走,这一段落的视点,则是1960年代的“隐藏摄影机”的视点。
最后的最后,让我们说回到1961年的巴黎“屠夫”警察局总长——帕蓬。帕蓬曾在维希政权时期任职波尔多,在1942年到1944年间,他逮捕并遣送超过一千五百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后来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帕蓬,这个纳粹主义的施暴者,在二十年间,两次站在了加害者的位置。塞纳河上被虐打至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冤魂,经由哈内克精密的影像自反,再次浮出历史的冥河。
偷拍的影像,叩问着当代人主动泯灭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