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磁共振》入围2022戛纳主竞赛，导演蒙吉是剖析当代罗马尼亚社会的手术刀，他的《四月三周两天》《山之外》等影片，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冷静克制地撕开混乱的社会现象，直指批判性的本质。《核磁共振》同样如此，片名来自男主马蒂亚斯的父亲做脑部检查的场景，父亲体内的顽疾只有通过现代技术的核磁共振才能检查出，民族根处的顽疾，也亟需一场社会范围的核磁共振。以下将从音乐、影像与角色设计的角度，论述影片对民族顽疾的展现。
一、 音乐：重复中窥见他者
影片借助王家卫《花样年华》中梅林茂创作的《Yumeji's Theme》，首先与马蒂亚斯（以下简称M）的婚内出轨铺设了背景，《花样年华》同样讲述了有关婚外情的故事。乐曲一共播放了三次，前两次均在M与情人奇拉相会的时候，第三次并非连贯播放，由奇拉用大提琴演奏前半段，被进入的M打断后，再于M去猎杀“熊”的路上播放，此时奇拉与法国环保主义者的偷情已然公开，M从背叛者变为了被背叛者。至此，强烈的情感之火熄灭，由奇拉和M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彻底激化。
选用《花样年华》的主题曲作为配乐，不仅是因为剧情，也与《花》这部影片本身形成了巧妙的镜像。《花》迄今为止都是亚洲影片在欧洲的票房之最，张曼玉极具东方特色的长相、各色样式包裹着女性曼妙身姿的旗袍、东方含蓄隐忍若即若离的情感，都为西方提供了充满奇观和窥视欲的东方想象。东方相对西方而言长期处于“他者”的地位，而影片中站在M或奇拉的视角，彼此互为他者，若以主流观点入手，奇拉或许更占据道德优势，因而这份情欲更承担着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对欧洲作为传统意义的“主体”而内部又有各色“他者”这份尴尬处境的回应。
二、 影像：呼吸的摄影机
影片多以固定机位为主，蒙吉也偏爱用长镜头进行完整段落的叙事。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固定机位下的画面有着轻微的晃动，那并非想暴露手持的刻意，但也宣告着固定摄影机的谎言，幅度并不大，如同一个人面对紧张而凝神屏息。
阿巴斯的影片也偏爱微微晃动的摄影机，试图营造一种介于自然和非自然的生命诗性，在现实主义的风格中镶嵌着超现实的理想，而蒙吉的处理，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主观介入。固定机位、景深画面意味着尽可能客观展现更多信息，但微微晃动的影像处理，仿佛代表着导演的矛盾复杂的立场——身为罗马尼亚人，他深知罗马尼亚在欧洲相对“底层”的尴尬地位，城市过度的工业化开发流失了大量劳动力，但廉价的劳动价格又让本地人不愿意从事做面包这类工作，外来移民的接替本是皆大欢喜，却遭致本地民族怒火的排斥，蒙吉并未做出认同某方的明确选择，而是如同摄影机一般静观、呈现，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一个充满种族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的罗马尼亚，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困境，却无法通过现代化的成果解决。
三、 角色：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M以在德国工作的罗马尼亚劳工形象出场，他仅仅接了一个有关儿子的电话，就被德国老板指认为“吉普赛人”（偷懒），以此折射出罗马尼亚民族在欧洲内部被视作底层劳动力的歧视现状。M一气之下回到家中，妻子对儿子“溺爱保护”成为压垮他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坚信儿子不能被娇惯，要培养他的“男子气概”，只要胆子大了就会开口说话敢于走进树林，然而他的方法失效了，儿子最终因看到他在树林中上吊自尽的老父亲而开口。此时，儿子所代表的民族新生力量，战胜了爷爷所代表的传统顽固势力，留下处在十字路口徘徊的父亲，孤身一人向着保守的方向独自走去。
M并非经历了从受害者到加害者转变的过程，而是这两种身份一直都属于他，只是环境变化让他得以表露出何种状态。他在反对斯里兰卡面包工的问题上毫不让步，教育孩子遵循着传统的父系观念，对“外来者”极度不信任，这些让他最终失去了一切：家庭、情人、名誉。无论是宏观的种族议题，还是微观的情感问题，他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也因此，他准确隐喻着当下的罗马尼亚：对外而言，罗马尼亚是欧盟鄙视链的底端，如同“巴黎的动物园”，但对内而言，民族内部的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极端强烈。那段长达十八分钟的会议长镜头，在民族矛盾欲转化为阶级矛盾的时候，被M父亲的自杀切断，这其中的所有人，观点立场也许不同，但都是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共同体，正因如此，民族内部的顽疾无法根治，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将永恒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