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好东西》散场时，一个急匆匆的身影冲了过来，目光在我和男友身上游移了一下，对着我问道：
“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有纸巾吗？想借一下。”
“啊？我也没带。”
“呃……不好意思，我以为女生包里都会带纸……”那个男生说道。
我顿时尴尬，还好男友解了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递了过去。
想到刚看完的电影是《好东西》，我们对视一眼，不禁觉得滑稽。
“我俩不符合刻板印象了啊！”
“懂了，铁梅竟在我身边！”
《好东西》里，王铁梅在离婚前有一个“男主内，女主外”的不符合传统刻板印象的家庭，身为妻子的她是在外奔波的名记者，丈夫待业在家照顾孩子、打扫做饭。但随着观影的进行，身为观众的我不禁发出疑问：
待业在家，甘做小男人的“前夫哥”真的是“全职妈妈”的性转版本，承担起所有传统的家庭责任了么？
答案显然易见：NO!
...铁梅全面的家具维修操作、熟练的家务技能，以及小孩对“妈妈总是找老师”的不满，都印证了“NO”的正确。可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令男女经济地位的互换也无法令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彻底倒置？还是说，其实不必完全倒置？
在直播中，铁梅强势带货的《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似乎与她的生活完美匹配——有关非传统性别分工，有关家庭劳作，有关育儿难题……
...和铁梅相似，作者杰玛·哈特莉也有着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结构。她的丈夫意外失业，不得不成为“全职爸爸”，但哈特莉发现，她仍需操心家中的一切，包括家务，她甚至感到比以前更累了。
“过去五小时，我很专注地工作，相信他会处理好家务，结果家里不是变得有些乱而已，而是简直像被炸弹轰炸过一样。”哈特莉的丈夫在她工作期间，既没有照顾孩子吃饭，也没有打扫好卫生，而是等待她工作结束完成日常家务，好出门骑单车。当哈特莉提醒他需要吸尘时，他道歉说自己忽视了家务，然后忘记了需要吸尘，即使哈特莉有意将吸尘器放在他眼前。总而言之，哈特莉的丈夫不会主动做任何事，除非哈特莉耳提面命，不停催促。
也正是因此，她发现了家庭中的“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无处不在，这是一种尽力照顾周围的人，保证一切顺利运行的工作，没有报酬，而且经常不被看见。”
铁梅总在照顾周围的人，她照顾女儿，照顾邻居小叶，照顾工作后辈，偶尔也需要照顾一下年下奶狗和幼稚前任。
但她是人而不是神，当她发现她其实根本没有照顾好一切时，她崩溃了。
...问题是，谁又规定应该照顾好他们呢？
烦恼铁梅的正是隐形的情绪劳动。她已经习惯操心一切，安排一切，因为家庭中的其他人不想操心，懒于安排。
哈特莉在书里举了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这种不由自主的指挥是一种负担。一些被褥放在楼梯最下层，而家庭中的丈夫直接忽视了它，没有选择挪开或者放进柜子里。因为“事不关己”且“如果有问题，老婆会开口。”妻子或许不用动手去做家务，可是，她的大脑却还是需要时时刻刻思考家中还需要做什么，这如何不叫人“心累”！
奇怪的是，这为什么是妻子的责任呢？即使他们同样在外工作，甚至丈夫已是一位“全职爸爸”？他是意识不到，还是不想注意？
2011年英国的一项调查表明，30%的男性会故意把家务搞砸，以免又被要求做重样的家务，这其中，1/4的男性表示搞砸之后他们不会被要求做任何家务，3/5的男人表示搞砸之后他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做家务。
当妻子抱怨他们眼里没活儿时，他们会说：“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要做。”
要求他们去做时，又说：“你就是要求太高了，整天唠叨。”“地一点也不脏啊，不用拖。”“我看家里挺干净的。”“为什么不轻松点，随便过过呢？”
然而事实是，一旦生活稍有乱套，他们多半会皱眉叹气，进而转头质问妻子，为何家里一团糟。
...尽管现在无论男女都是工作中的牛马，传统的社会分工仍在影响着家庭生活，家务、育儿是爸爸的“加分项”，只需偶尔洗个碗或者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就能收获“好爸爸”的美称；而这些表现只是妈妈的及格分，一切失误都是“扣分项”，只要孩子的头发没扎好或者某天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坏妈妈”的标签就立即若隐若现。换而言之，只有完美，妈妈才能获得“没有加分”的爸爸同等的评价。在电影中，小孩对着爸爸的邀功感到莫名其妙：“这不是爸爸该做的吗？”
是啊，只要做那些“应该做的”，爸爸就有了“好爸爸”的评选资格，就可以自夸自擂，因为他们即使不做，也“合情合理”。凭什么妈妈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呢？
这并非较真。
毕竟在职场上，“女人不擅长这个”是缩减女性工作岗位的好理由，在家庭中，只会在收到一句“男人都这样，爸爸带娃就是带不好”后轻松做甩手掌柜。
强大如铁梅，也没有彻底摆脱这些。
就像明明我没有做错事，在发现自己没带纸巾后，也会莫名其妙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被认为“应该带纸”。
...或许真正要改变的，不是一些轻描淡写的“帮助”，而是内心观念的改变。
改变的开始，就是识别“无偿家务劳动”或者说“情绪劳动”，主动承担起情绪劳动。这将是十分漫长的旅程，但无论如何，我们正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