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维蒂提出了那个问题：一个故事到底属于从精神层面上创造它的人（编剧），还是属于从身体上赋予它具体形态的人（演员）？我们看到Myrtle是如何在出卖自己身体的同时被故事的逻辑所入侵、所折磨，并最终杀死了一部分的自己。她面临着“双重出卖”的困境，作为演员，出卖自己的身体和不被打扰的私生活空间；作为女性，出卖自己的尊严，以及那个被传统的男性凝视所规定的女性形象——在舞台上，被羞辱是女演员的义务。
她企图在虚构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而去捍卫自我，但却被叙事的虚构性质所愚弄。Myrtle需要饰演她的第二个自我，这个角色唤起了她对于演员这一职业的恐惧，随着表演技巧的成熟，她再也无法作为故事的旁观者感知故事中的情绪，她离她的观众、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直至失去掌控。这个角色也提醒着她，她早已错过了拥有第二种人生的可能性。
当卡萨维蒂在银幕上呈现出一幅巨大而不稳定的面孔特写时，他仿佛在问，这幅面孔背后是什么，下一秒她又会变成谁？一个主动袒露内心的讲述者，还是一个被动出卖自己的扮演者？戏中演员在舞台上说出的台词未必就只属于舞台空间，而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对话，本来只作为话语的延伸而出现的动作，在发生之后就无法更改，意义从这一身体性的时刻开始不断地向外扩散。舞台表演强调同步性、同时性，因此在舞台上没有过去，一切都发生并且只发生在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