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与文学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合作的电影《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1959)与同时期的《四百击》(特吕弗,1959)和《筋疲力尽》(戈达尔,1960)并称为法国新浪潮运动的三部开创性作品。它们共同打破了传统电影的叙事规范,引入了新的美学探索与哲学思辨。《广岛之恋》以其非线性叙事、诗意蒙太奇和哲学化对白,将电影由纯粹叙述的工具提升为对存在、记忆和历史进行深刻哲学反思的媒介。
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影片深刻揭示了人类的存在处境:人是被记忆定义的存在。记忆不仅仅是个人的回忆或历史的记录,更是构成我们个体身份与意义的重要因素。然而,影片强调的记忆是深刻、持续的创伤。主人公在广岛的遭遇和她的个人历史(少女时代与德国士兵的禁忌恋情,二战期间法国与德国的敌对关系)揭示了创伤记忆的根本特质:创伤是无法摆脱的存在之痕,它并非过去,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闯入当下的事件。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空间的酒店房间、河岸与酒吧,被设计成迷宫般的意象,象征着人类在记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的迷失。酒店房间作为私人空间,呈现了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内在冲突;河岸与酒吧则是公共空间,承载着集体历史与文化创伤的痕迹。角色们反复徘徊于这些空间,试图寻找出口,然而却不断被回忆折返。这种空间的循环往复隐喻了人类存在于记忆与遗忘之间的矛盾状态:我们渴望遗忘痛苦,却又因创伤的深刻烙印无法真正摆脱记忆。

声音设计中突兀出现的敲击乐,直接强化了创伤记忆的本质:“它总是在我们最为平静、最不设防的时刻闯入,揭示出人类精神创伤的持续性与突发性”。这种声音设计不仅仅是一种听觉体验,更是揭示了记忆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记忆并非静态的回忆,而是一种动态、流动且不断冲击个体意识的力量。


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即为“在世存有”,我们始终置身于历史与记忆的关系网络中。《广岛之恋》则以电影语言呈现了这一观点:主人公的身份与生命意义都被历史创伤与个人创伤的记忆所定义。他们彼此沉沦的速度与强度,反衬出创伤无法被真正抚平的深度。“忘记彼此”并非浪漫诀别,而是对战后世界“选择遗忘”姿态的讽刺,遗忘并不会让夜晚结束。男女主人公试图通过情欲和爱情触及这种创伤,并发现情感的深刻只能更加凸显创伤的持久与无法回避。这种情感与创伤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人类存在本身的困境。
影片提出的遗忘问题更是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类困境的深刻洞察。遗忘看似是解脱创伤的途径,却不断失败,并使得人类更加深陷于记忆的迷宫中。遗忘与记忆构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我们渴望遗忘是为了摆脱痛苦,然而遗忘的失败反而证明了记忆的绝对性。这种存在困境正如萨特所言:“我们注定自由,也因此承担了绝对的责任”,影片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对记忆和历史的绝对责任。


电影结尾主人公的离别 “我们不会再见了,除非战争”,指出人类与历史创伤之间的宿命关联。历史创伤并非单纯的过去事件,而是存在于人类记忆与文化意识中的一种持续性状态。战争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一种人类文明与个体生命共同承担的存在之痕。电影以此哲学命题提醒我们,唯有直面记忆与创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存在状态,而这种理解也正是我们与历史和存在不断对话的基础。《广岛之恋》由此以电影哲学的力量,构建了一个既私人又普世的记忆迷宫,在个人与历史、爱欲与创伤、遗忘与铭记的辩证交织中,深刻呈现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和诗意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