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狗阵》中，导演管虎对情感表达和叙事做了最大程度的“减法”，这也让整部电影的脉络尤为清晰：入狱十年假释回乡的二郎遇到被全镇“通缉”的黑狗间产生羁绊的故事。
二郎，曾是风云人物，“杂技团摩托车骑得最好的”“市里获过奖，弄过乐队”。却由于过失杀人入狱十年，从98年到08年，恰恰错过了中国社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十年。待其返乡，只见人去楼空。在一个人口不大流动的小镇上，他无疑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异类，无论在大巴车、警局还是面馆、巡防队，所有人都在背后悄悄打量着他，说着“我们要一视同仁”，实际却在宣告整个群体对这个“归来者”的审视和排斥。
同样，黑狗也是一个“边缘人物”。在人类社会中，他咬伤多人，被判定为“疑似携带狂犬病毒”而被全镇悬赏“通缉”；在狗群之中，它似乎也总是独来独往，而不和其它流浪狗一样成群结队四处游荡。
这两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人（狗），在一个风沙漫天的寒冷夜晚，在黑暗无人的戈壁上，蜷缩在一辆翻倒的小卡四处漏风的驾驶室中，相互取暖。后面一人一狗的羁绊，无论是十日隔离渐渐破除罅隙，还是几次相互寻找、拯救，大约也正是延续这种孤独、寒冷中的相互取暖。
影片中，二郎无疑是“失语者”，不仅是语言上的缺失，更是情感的克制。他极少讲话，即便讲也是寥寥几字。这种简省让人物的塑造变得困难。其当下处境的根源——过失杀人——的信息只能在他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得来，而当年的实情以及二郎本人的态度和收到的影响，都没有在片中得到清楚的交代。这导致这个人物似乎成为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象征”，象征一种游离在主流社会外的失语者，而非一个真实的人。而且，这个人物“边缘”“失语”的标签，似乎也主要是通过沉默和面无表情来塑造，而缺乏完整的逻辑根基。对于一个封闭小镇上因过失杀人入狱的昔日风云人物，所面对的种种困境似乎被影片轻轻略过：昔日朋友依然仗义相助，父亲、邻居、警官、面馆老板也展现出无甚分别的善意和接纳，甚与胡屠户间的“杀侄之仇”也接触一次巧合丝滑和解。加上二郎自己的沉默，以及中景远景客观、冷静的镜头语言，使得二郎这个人物的情感和动机显得更加暧昧不明。如此一来，既没有正面的情绪动机抒写，又缺乏侧面的环境渲染和背景铺垫，二郎这个人物赖以成立的“格格不入”这一概念似乎显得有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
然而黑狗的存在，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简省带来的缺失。在影片中，人离群索居，沉默寡言，单纯善良却与复杂的社会格格不入，犹如离群的兽；而黑狗机敏听话，如通人性。在医院，黑狗在二郎打电话时趴在父亲床边，俨然代替了二郎儿子的位置；而黑狗去世后，二郎在窗外紧张地看着黄狗产下黑狗后代，又可以视作代替黑狗成为“产房外焦急等待的父亲”。一人一狗已不再是简单的“主人-宠物”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补充、解释的互文。遵循这样的思路，戈壁狂风中黑狗的呻吟恐惧即是人的恐惧，黑狗“人人喊打”的境况寓示着二郎作为“杀人犯”的尴尬处境，而当黑狗被巡防队众人逼入绝境残忍抓获，将要被送去“收容所”，也象征着巡防队众人对二郎这个异己的“围猎”，昭示着二郎的孤立无援。
除此之外，通过对于时代环境的书写，导演将一种更大的“情绪”加诸影片，从而使得二郎的“失语”在整部电影的情绪尺度上得以成立。整个故事被嵌入到中国社会一个颇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时代节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奥运日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社会在世纪之初经历的巨大发展与变革，这些抽象的概念借助电影所选取的这一时期、这一地点得到集中的具象化展现。赤峡镇，中国西北，属甘肃酒泉市，地处茫茫隔壁之中，风沙、荒漠、风滚草形成了镇子的第一印象。当电视机里广播着北京预备举办奥运会的盛况，热情洋溢地宣讲着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镜头下的赤峡却呈现出一派寂寥衰败。昔日的产油在资源消耗后走向衰颓（警官提到“油田的人走了之后，辖区也缩小了”），破败的楼房、年久失修寥落寂寞的动物园和游乐场、空无一人的大剧院，昭示着昔日的繁华与今日的衰败。拉煤火车“哐啷哐啷”的声音与悠长寂寥的鸣笛声构成影片不变的背景音。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如果说二郎是在社会发展中没有赶上步伐的边缘人，那么赤峡就是时代滚滚浪潮中被遗落、被抛弃的一块“荒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下，展现出一种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时代的，苍凉与失落。而这种苍凉与失落凝结在二郎这个叙事的中心人物身上，使得人-狗-城（时代）形成互文，在情绪上相互强化和补充。
《狗阵》上海首映礼上，导演管虎说：“时代这趟列车，我们都赶上了，但总有人是没有赶上的……我的摄影机就对准了他们。”新旧城镇交替，有人倒下，也有人继续向前。通过“人-狗-城”三者形成的互文，影片呈现了一种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下被遗忘和遮蔽的个体生命，他们在奔向前方的人群中失落迷茫，然而无论几次“掉下独木桥“，他们中的幸存者终究还是要背上行囊，再次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