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奇明在两千米的高空灵活地翻身，失去重力的约束，人也许会感到真正的自由，但几乎在片名出现后，“飞行”仅剩下空洞可疑的能指。
“飞行”和现实的关系太过极端，它如果不是一记刻骨铭心的警告，就立刻化身成救命稻草的模样。我想过分执着于梦想也许的确会使人陷入艰难的境地，这是梦想家的必修课，放弃梦想意味着意义的终结，反之则要求诸多妥协，很少有那样的机会，能够一举两得同时背负梦想和现实的责任，飞出泥泞。终于响起激动的鼓点和煽情的音乐——“梦想还是要有，不论多荒诞，关键时候说不定能救命呢”，多少作者和观众秉持这样的信念呢？那句反复引用的黑格尔成为真正的反讽，仰望星空的人背负沉重的枷锁，成为猎奇的新闻，如果“飞行”不能换取救命的医药费，它要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
梦想”二字平庸却仍然极具分量，它必须找到稀奇古怪的载体才能与魔幻的现实截然对立，否则人们会问，这算哪门子梦想，长期置身拥堵的地面，我们对三米五的世界的想象显得有些狭隘固执。“家”这种老派的前现代说法也许正是要制造陌生遥远的距离(比如“小说家”和“写作者”的区分），但这样一张悲情而时刻闪现着主角光环的面孔真的能为怀揣梦想的现代人代言吗？世界不是由梦想家、不理解梦想家的迂腐长辈、被梦想的光芒伤害的人、无条件的支持者和莫名其妙的反派组成，大家都飞行着，在各自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