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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拉夫·迪亚兹

您的电影主要以其史诗跨度著名，涉处菲律宾饱含争议的历史以及当代的问题。 对于《菲律宾暴力史》，您改编了 里卡多李 的短篇小说和剧本 Servando Magdamag，置于1973-1974年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的黑暗篇章。 为什么选择这个文本？ 您是如何去构思和改编的？

对于这段时期的创作有太多的能说了。 我都不知道应该从何讲起，然而这种感觉确是阴森和怪异的。 在此时的菲律宾，当我在回答你问题的此刻，我们这个的可悲的共和国的新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刚刚就职，他是已故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儿子。 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强权压迫性正是《菲律宾暴力史》的主题，正因如此，马斯科的影子也变得阴魂不散。 正因为马科斯在1973-1974年对菲律宾的强权扼杀得以让他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所以他儿子这次才能以如此惊人的票数获胜选举。

我十分喜爱 里卡多李 的一部短篇故事 Servando Magdamag，这是一本用加禄语书写而成的菲律宾经典之作。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日思夜梦，甚至一度挣扎的去接纳它。 2019年我受邀去执导一部电视作品的时候我抓住了一个机会，当时我提议对此进行改编。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时，李先生非常慷慨的写了一个剧本并让我自由的去改编，这也就是我后来创作这部影片的灵感来源。

以及您用多种方式去演绎了暴力的根源。

我更偏袒 Servando 的兄弟，Hector ，他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被弃送给别人，这自然也造就了他暗黑的天性，因此我给他增加了戏份。 我觉得我将赫克托和塞万多并列一谈，这样一来有关暴力的论诉会更有效率，特别是让不同的叙事上嵌入平行面。 同时他们却又是完全关联的——在这部电影里，强加于人信仰的暴力，正如宗教凌驾之下的赫克托; 而强施的制度/意识形态，即是马科斯与塞万多对等的暴力。

在 Servando monzon III 日记中的西班牙语和不同对话与情境下的能听到的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看似在影片里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您能解释下为何这样安排？

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则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地，这也是西班牙语和英语在我们文化中重要占比的原因。 虽说菲律宾如今仍存多种语言和地域方言，但主要通用语是以加禄语和英语为主。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还能听到许多西班牙语的残存。

在影片中出现的一些角色，如哲学家，三个盲人抑或是基督。 这是否算是调唤寓言的一种方式？

它们发生得像梦境一样，在叙述中呈现不同的领域和层面，特别是在主角 Servando Monzon VI 的成长过程中。 它们可以只是他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是真实存在的角色。 它们代表并将他的存在复杂化，表明他的存在不仅限于特定的感性世界，例如他显而易见的封建环境。

导演、编剧、编辑、制片设计师，你还是摄影师。 黑白影像和灯光唤起了经典电影的感觉，远离电视的氛围。 你是如何构思的呢？

在拍摄期间，我一边创作一边知道自己正在制作电影，同时也知道自己需要以通俗或分集的方式将作品剪辑成电视版本。 我们以非常漫长和危险的方式进行制作（我们在疫情爆发前开始拍摄，然后在疫情高峰期间又进行了两个拍摄周期）； 这些事情真的有助于我如何处理电影和看待电影。 这将是一次形式上的实验； 电影版本将是黑白的，电视剧集将是彩色的，配有音轨。 我还在考虑製作一个三部分电影版本。

我们在您的电影中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演员，如Hazel Orencio或Bart Guingona。 还有John Lloyd Cruz，一个在电视和电影中都非常著名的演员，他扮演了主角，还有Agot Isidro，一个在电视连续剧中拥有较高知名度的演员和歌手。 你是如何选定这些演员的？

我选择他们是基于他们的正直和政治立场。 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们非常积极参与更大的文化事业和讨论。

您也是一位诗人、作家和作曲家，音乐在你的电影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 您是如何构思歌曲及其在叙事中的位置的？

我创作了歌曲《Malamig ang Hangin》（The Wind is Cold），这首歌被精神失常的女人Tiya Dencia不断地重复唱着，成为她情感和心理的锚点。 这是一首充满渴望、怀念和失落的旋律忧郁之歌，成为了她的生存意志。 重复的行为也像是一个深渊或恶性循环。 歌曲《Minsan pa sa Gunita》（Once More in My Memory）在我们再次看到班兰达时听到，她现在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这首歌是由诗人/音乐家Chickoy Pura两天前加入拍摄时创作和作曲的，他也作为革命者之一演出并亲自演唱。 这是一首关于激烈背景下的爱情之歌。 最伟大的爱情歌曲是由革命者创作或演唱的，或者是在革命期间崛起的爱情之歌。

您将这部电影称为“sine-nobela”（电影小说），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我将自己的作品或过程放入了一个背景之中。 正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那样，他们总是将我的作品标签为长篇电影、慢镜头电影，甚至是昏迷电影，那么，为什么不称之为sine-nobela（电影小说）呢？ 我的作品实际上是像小说或长诗一样自由地编写的。 它们总是采用非传统的结构、构架和叙事方式。

由 Nicolas Feodoroff 采访

原文：https://fidmarseille.org/en/entretien-a-tale-of-filipino-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