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来分析这部电影，那就要找到文本里的不可言说之物与那“不可见的问题域”中无法解答的问题——“明明必死无疑的姐姐为何会复活？”

这是一个消失了的问题，同样也是影片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它表征了电影文本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缝隙，即若想实现那结尾子辈双膝跪地满怀愧疚的道歉与父辈饱受委屈又高高在上的和解，就只能以一种带有（逻辑）缺陷的话语进行叙事（欺骗），而发现缝隙则意味着，明白故事中所带来了的所有感动与和解，都是一种被构想的结果（也是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功效），它必定与真实相悖。因此，以一种迫害的方式（牺牲一方利益，拯救另一方）实现两全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则是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终极幻想——以压迫你的方式拯救你。

《唐山大地震》中的这种“迫害”既有天灾（甚至隐喻了人事），它用一种不可能的“复活”（甚至重建）掩盖了创伤，用一种看似复原的补偿弥补了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