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当你注视着一副移动的影像，位于画面中心的人在某一瞬间与其周围环境的动势截然相反，你的眼睛该望向何处？这是达米安·查泽雷新作《巴比伦》的开场片段中的一个镜头序列，当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理念）从环绕着其的骄奢淫逸的环境中霎时脱离出来，突然间它的舞动从其周围肉体的颤动中脱颖而出，变成一种纯粹的行动，这是电影的本质，也是其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咒。
在电影的这一片段中，男主处于这个被设想的场景中我们的位置，望向的正是在这穹顶高耸的深宅中陡然升起的明星，某种意义上其也正是在十九世纪末悄然发迹的电影的象征。正如电影中稍显“漫长”的开场片段，电影自其诞生便与肮脏与淫欲相伴相生，淘洗下层层污泥才使耀眼的明星得以诞生，与其说查泽雷在《巴比伦》中所做的是对于默片时代的一次回望，倒不如说查泽雷试图揭露的是电影从诞生之初便具有的恋物性。查泽雷对于电影创作本身的喜剧化表达是一种自觉的自反性，其间的死亡与混乱成为电影创作的主调，但正是这种混乱与无序造就了难以预测的意外（喜剧桥段）与疯癫的创造性（一种不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踏着血色轨迹的电影创作的成功与电影的主题暗合，形成了对电影体系本身的一种嘲讽。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电影是勇敢的，它敢于呈现“真相”的非真实以及“非真实”的真相，无论这种揭露正确与否，它首先形成了一种自省，一种源于媒介的本身的自省亦即媒介的自反性。
查泽雷在电影中达成的是一种近乎混乱的群戏，各色人等杂乱无章的堆砌在一起，在每个需要他们出现的地方显形，一种功利的创作模式，在这里不存在人物，只存在模型（某种对布列松的“模特”概念的转制），如沙盘上的兵人游戏，《巴比伦》是对曾存过的历史的转制与模拟，与昆汀的“历史修正主义”不同，查泽雷的创作在于对历史的转译（将其转变为现代人所理解的版本），重新从历史中发掘出其需要的内容，并将其重组，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创作方式，减少对剧情中的逻辑性与合理性的关注，转而关注其表意的完整性，这样的创作近乎一种断代史，他将自己的目标锚定，枝叶庞杂的情节在其间发展壮大，成为自行发展的系统，只要维持框架的完整便维持了表意的完整性。所以说，在这里情节只是基于框架的创作，重要的是情绪的递进与转变，查泽雷巧妙的掌握了几次离去/消亡的场景，将其简洁地表现为仅仅是向前或向后的动作，疾走、缓步、轻盈地舞动、抑或是疾驰而去，一个形象的创作到这里才算是塑造完成，离去比他们的到来更加重要，因为道别的时刻更具有历史性，静谧的挥手作别，吹奏、枪响、隐没在黑暗中、在影院中放声痛哭，当雨中曲再度响起，过去与未来的影像映入脑海中，男主眼睛兼具一部摄影机的责任，他的任务是记录与畅想，霎时间他又回到对电影最初的热忱中，也就是我们最初设想的场景，但在这里他闭上了眼睛，他行使的是眼睛最重要的职能——流泪，摄影机从影像中返还，越过享受影像的观众（你，我？）降落在男主的脸上，涕泗横流，难以名状的神情，影像的闪烁照亮泪痕的晶莹（一幅肖像？一个具象化了的总体？抑或是安娜·卡里娜投影？），这是影像背后的故事，一切内容凝滞在他的面孔中，这一切也许只是断片似的回忆（影像自身的回忆？），随后陷入黑暗，影像的终结？！一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大厦将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