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师、到母亲、到村口抽烟的老头、到干了四十多年木工的木匠，好像人人都在讲“道德”，讲“规矩”，讲“道德”和“规矩”对于人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所谓“道德”，不过就是“威权”的代名词罢了，它通常用柔性（不得已时也用刚性甚至烈性）的方式，对个体进行规训与惩罚，其目的则在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在人人都讲道德的社会里，往往充斥着隐形和显性的各种剥削，这种剥削除了互相消耗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力，以及让剥削者（通常不是业务能力最强的）享受到道德红利和道德快感之外，别无益处。因为，“道德”的定义通常被张口闭口“讲道德”的人所垄断——他们包括权贵和长辈。前者是地位和金钱赋予的垄断权，后者是年龄和资历赋予的垄断权，二者都是“威权”。“威权”的社会，往往是充斥着“胡子（男人）”和“白发（老人）”的社会，因此整个社会里都弥漫着腐烂和衰朽的气息。新鲜、温柔、优雅、精美、丰富、自然，这些富有女性色彩的人性之“善”被单调的“胡子”和“白发”一一浇灭。然而，越是金字塔的社会，道德越是受到热情的弘扬，因为它是维护既定秩序之稳定的有效路径。在宗教国家里，道德会借助神的名义；在世俗国家里，道德则以偶像的面目示人。“神”是God，“偶像”则分两种：“荣誉（Glory）”和“金钱（Gold）”，三个“G”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绵延。然而无论是“神”，还是“偶像”，殊途而同归，大抵也差不多。孔子作为屹立千年的“偶像”，是一个很讲“道德”的人。他张口闭口就说什么“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骂宰予不守“三年丧礼”时则大失其态，跳脚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撇开逻辑不论，满满的“道德指控”。其实他所痛恨的，无非是“礼崩乐坏”；而想恢复的，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乌托邦理想，差不多约等于“治安最好”且“最讲道德”的社会。这种社会，当然算不上坏的社会，但是不是古希腊先哲们争论不休的最“善”的社会呢？
2023.02.18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