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甲：罗生门占据着影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黑泽明在短短88分钟里剖开的时代议题非常丰富——关于武士道精神的衰败、女性意识的觉醒等讨论，已有许多精彩影评充分展开，本文只聚焦对我个人最具启发的一条思想线索。

《罗生门》并不是一部关于讲解“真相”是什么的普通悬疑电影。如果把它理解为“多视角叙事”“真相不可知”，那可能只是停留在最表层。真正令人震动的地方在于：当真相被彻底解构之后，人还能依靠什么活下去？

影片中，每一个叙述者都在说话。而说话，本身是一种极其理性的行为——在法庭上，在公共空间中，说话意味着辩护、证明、塑造形象。正因如此，说话也成为了掩饰欲望的工具。每个人的叙述都试图遮蔽自身的懦弱、羞耻、对荣誉的渴望，他们不是在寻找事实，而是在为自己争取一个自己认为的可以被他人接受的自我形象。于是，真相在这样的体系里逐渐失效了。不是因为客观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能够脱离人的欲望而存在。在这样的叙述结构中，真相并不是被掩盖的，而是被文明地、体面地消解掉的。

《罗生门》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真”与“假”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道德是被人界定的，判断“这是真的”的那个“谁”，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立场的人。在这一刻，世界显得极其荒谬，如果真相不再可靠，如果“真假”本身都不重要，如果正义无法被证明，如果一切判断都带着人的影子，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黑泽明并没有停在虚无之中。影片最后，那个被遗弃的婴儿出现了。在所有叙述、欺骗、欲望、谎言之后，一个不需要被解释的行动发生了：善意的选择——樵夫想要收养被遗弃的婴儿，行僧最后选择相信樵夫的善意，把婴儿交给了偷珍珠匕首的樵夫。

这不是对真相的补救，而是对“如何继续活着”的回应。在一个没有绝对真相的世界里，人依然可以选择善，不是因为它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选择如此，并愿意承担其后果。是在善无法被证明、无法被保证、无法被世界回报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如此。这种选择的代价，是必须承担全部后果：承担世界可能依旧荒谬，承担他人可能并不理解，承担这一切最终也许毫无意义。但正是在这种彻底无保障的处境中，人第一次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善不再是被真理或秩序托举的结果，而是一次清醒、孤独、且必须自行负责的选择。自由并不是“世界什么都不管你了”，而是——当没有任何权威替你保证意义时，你仍然要选择。真假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选择相信什么，我愿意为何承担责任。存在主义式自由就降临在这一刻。

《罗生门》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的答案，它只是轻声地提醒：客观真相或许无法抵达，但选择仍然在你手中。写到这里，加缪的那句话又在我脑海里响起：这个世界有很多悲惨和伟大：不给我们任何真相，但给了我们许多爱。荒谬当道，爱拯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