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纪录片的所谓伦理问题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2023年第41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给19岁的我》因其对拍摄对象的剥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社会事件。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时隔四年再度在Netflix上复播的《黑镜》却在这一季第二集《亨利湖》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不过这一集的焦点却放在了网飞自己擅长的罪案纪录片上。
这一集讲述了主角戴维斯和女友皮雅回到家乡探望母亲,他们原计划在这里过个周末,然后去另一个地方完成他们的纪录片。但是在家乡的小酒馆里,皮雅从戴维斯的发小斯图尔特那里了解到这里曾经有一个可怕的虐杀犯伊恩阿代尔,他在自己的地窖绑架虐待无辜的受害者并且最终杀死他们,最后被发现后杀死自己的父母并引弹自尽,戴维斯自己的父亲作为警察也因为追捕他们时的枪伤而死。
在两个男人介绍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本集在展示这件事的画面中就已经暗示了这起久远的罪案作为纪录片素材的可行性。纪录片独有的老旧质感的“真实影像”和从不正面展示人物面部的“情景再现”都凸显着这种暗示。
果不其然,尽管戴维斯本人一开始因为此事涉及到了自己不好的回忆拒绝拍摄,但在皮雅的软磨硬泡下最终决定将其成片。而我们也得以看到,剧中的这部所谓的罪案纪录片是通过几层剥削完成的。
对于当事人的剥削,是纪录片完成的第一重剥削
如同剧中所说,戴维斯自己就是这起案件的亲历者和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个人视角的进入也是对于自己伤痛的剥削。其他当事人也经历着这种挣扎,斯图尔特的父亲反复阻止纪录片的拍摄,但最终却作为被采访者在镜头前说出了部分真相。而所谓的真相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创痛:戴维斯最终发现自己的父母原来才是那起血腥案件的元凶,他们是伊恩阿代尔的共犯,并且最终将伊恩一家灭门封口。戴维斯的女友皮雅在这个过程中死去,母亲在知道事情败露之后上吊自杀。
讽刺的是,也正是以上戴维斯包含个人视角的痛苦反而造就了纪录片的巨大成功甚至还获得了他自己梦寐以求的BAFTA。通过自己真实的痛苦经历完成一部影片,这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艺术界”最受到追捧似乎也是最值得嘉奖的行为,但在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却是无尽的讽刺,它给当事人带来的,永远只有更深邃的痛苦和更持久的剥削罢了。
不过,似乎对于这些当事人的剥削甚至还远远不是最悲惨的。从剧中角色的对话中,我们其实就能看出他们对于这部纪录片内容的真正兴趣,他们调侃着当年的凶手对于受害者各种虐待方式,并且斯图尔特甚至和两人参观完当年的事发地后认为这样的地方没准能够吸引游客:
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精彩的纪录片”去完成。随着故事的深入,皮雅发现了戴维斯母亲的秘密:原来她的母亲的录像带里纪录着自己和丈夫、伊恩一起虐待折磨受害者的影像。而在她母亲发现事情已经暴露,选择在自我了断之前,她将纪录自己实行虐待的那些录像带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帮助他完成影片。
对于剥削影像的利用,构建了纪录片的第二重剥削
在影片中,戴维斯的母亲詹妮特戴上夸张的面具,拿着夸张的道具玩乐着惊恐的受害者。这种夸张的性虐影像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某种“剥削电影”。在詹妮特人生的最后,她自己多年未启封的箱子,尽管因为生命将要结束留下眼泪,却依然带着笑容观看那些自己为被虐待的受害者拍摄的照片。而面对那些受害者的影像资料“微笑”的却不仅仅是詹妮特独有的,这些纪录片的观众们也同样享受观看这些“剥削影像”的“视点”,甚至他们一部分人兴致勃勃来到亨利湖,戴着詹妮特生前戴着的实行性虐的面具,享受着纪录片所带来的“精彩”。
事实上,这样一起悲剧细究起来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戴维斯和皮雅向制片公司推销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被要求挖掘更多的“新素材”,而最后他最后从自己母亲手中拿到了录像带。这些剥削影像成为了真正让片子成功的“新素材”。也打开了戴维斯在电影界的成功之路。而那些美丽的亨利湖的远景镜头和纪录片中它的恐怖神秘也共同成功地为这个“好地方”招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
听起来,以上这些对于受害者、当事人的剥削已经足以作为对于纪录片剥削本身的批判,但不让人失望的是,Netflix却通过对于自身的解构完成了第三重批判。尽管作为一部集绵式的剧集,《黑镜》的上一集和下一集往往没有什么情节和角色上的连续性。但《黑镜》的第一集却似乎和第二集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个联系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是网飞meta自身所创造出的一个镜像的流媒体公司Streamberry,本集中纪录片的发行商和上一集故事的重要发生地都是它。
而更深一层内在联系是第一集就提出了关于“原型”的概念。在第一集中,故事进行了一个叙述上的反转:以为自己被别人扮演的女主角Joan发现自己也在扮演真正的“原型Joan”。在第一集的故事中,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型”甚至并不是最后出现的“真Joan”。而是在观看这一集的可能也同样同意了流媒体隐私协议的我们。不过第一集毕竟只是个喜剧色彩的故事,到了第二集,这层对于观众的指涉才发挥出更严肃的意义:
Netflix将“纪录片进行剥削”这一已知的现象作为原型,拍摄了这一集《黑镜》,完成了第三重剥削。
网飞自己的作品也并不缺少这种“剥削”的现象,据说这一集有影射网飞自己的《怪物:杰弗瑞.达尔莫的故事》,这部也因为其对当事者痛苦的剥削受到了受害者家人的抗议。而整个故事的发生又像极了HBO的纪录片《纽约灾星》,在这部纪录片中拍摄对象自己在纪录片说出了自己是杀人案的凶手,这样的钩子(hook)也造就了《纽约灾星》的成功。这样的“成功纪录片”从来不少见,最终在富有自我解构精神的好莱坞成为了新一季《黑镜》的其中一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同样不过是盈利的商品,这样一集《黑镜》和那样的纪录片是否又差了什么?我们在期待这一集的相关反转以及观看那些录像带中的“剥削影像”的时候,我们和那些真正剥削受害者的凶手以及剥削当事人痛苦经历的纪录片观众又差了什么呢?还是这仅仅是不同影像一层套一层的关系?
尽管隔着影像,我们可以通过某种间离看到对于纪录片进行剥削的批判,但最终这种批判本身也就像最终被剧中虚构中的Streamberry所产出的影视作品一样变成影视工业产生的一部分。但批判和被批判的对象本身都只是一种收益的时候,批判本身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剥削。而只有当我们发现那些被我们在影像中剥削的痛苦与挣扎也在凝望着我们时,我们才会明白:抛开影像,回应我们的只是永恒的悲伤和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