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于2020年4月。
发在这里，作为留存。
《悲惨世界》:愤怒是无名者最后的利刃
作者:宗城
法国导演拉德·利的长篇处女作《悲惨世界》以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开场，摄影机带领观众来到街头，入画的首先是几个热爱足球的黑人少年，他们谈论姆巴佩、马图伊迪、博格巴（这些人都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黑人成员），支持法国足球队的移民后代，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移民或阿尔及利亚后裔。
历史上，由于法国对非洲多个国家的殖民入侵，法语成为非洲多个地区的通行语言。地理和语言的亲近感，使得法国成为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居民偷渡或移民的第一选择。如何安置非洲移民和穆斯林，成为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悲惨世界》以黑人和穆斯林入画，把镜头对准了法国社会被遮蔽的地带，那是一个不同于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道、缺乏资产阶级浪潮和文人情调的地方，那里暗藏着毒品交易、武器械斗、小摊贩、偷渡客，警察在那里暴力执法，移民在那里苟且生存，人们心心念念的不是政治正确的规范，而是如何苟活于世。
一：摄影机对移民社区主体性叙事的建立
尽管导演拉得·利知道怎样拍可以取悦巴黎的知识分子，但《悲惨世界》并没有把人物描绘成单一的受害者符号，摄影机把这些移民从受害者叙事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叙事，这个主题叙事建立在对移民社区的展现之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非洲、中东移民过来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自发集结成了互助社区或团体，比如热爱足球的黑人孩子们形成的松散团体、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聚集在同一片街区，这些人的生活处在一个自治状态中，他们对外应对以警察执法为表现形式的外部管控压力，对内则根据自己的习惯、趣味，发出自己的社区文化，里面的氛围和中国人熟知的江湖、帮派文化有些共性，在这里，朋友间的义气成了人与人重要的联合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黑人小孩被暴力执法后，他的同伴们都敢于挺身相助。
正是因为社区内部的团结性，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采取妥协策略，他们对待黑人社区、穆斯林社区，并不是完全硬碰硬的方式，而是在暴力和协商之间徘回，因为他们不想多生事端，以至于丢了自己的饭碗。社区组织利用执法者在体系中的尴尬位置，来为自己的生存和突围找寻缝隙，这体现出底层在艰难环境中习得的生存智慧，而它正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闪耀之处，也是《悲惨叙事》真正超越受害者叙事、建立主体叙事的原因，它看到了“被统治集团反抗的艺术”。
《悲惨世界》表现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并不因此回避移民群体内部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为了制造观众的感动而去美化黑人、穆斯林。在《悲惨世界》中不乏对受压迫群像暴力、自私一面的展示，当镜头对准巴黎郊区地带时，观众既看到了满口脏话的毒品走私客，也看到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冲突和撕裂。《悲惨世界》没有美化边缘群像，它不像好莱坞的老太太们或者某些伪善老白男希望的那样，把边缘人写得善良天真、一脸无辜，然后惨遭上流社会的剥削。老太太们的希望或许是狭隘的善良，但上流社会某些老白男们如此行事，是通过对左翼电影生产的占领、扭曲，来瓦解其中暗含的危险元素，在好莱坞电影常见的类型化加工中，左翼电影被矫饰成一包包爽身粉，用过了，嗨了，也就完事了。它对社会成见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作用，而更像是消费主义对左翼议题的掠夺和“替代发言”，那是一种伪善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压迫和被压迫叙事背后更复杂的问题，也就是思想家法农在《大地上所有受苦的人》中的发问——压迫从何而来？被压迫者的面目又是如何塑造的？关于这一点，笔者会在追溯法国左翼电影中非裔移民电影的线索中重点提及。
《悲惨世界》通过一场冲突浓缩了非裔移民群体在法国面临的矛盾，那就是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小狮子失踪案。
警察答应马戏团老板寻找狮子，却在过程中误伤了黑人男孩，而这一幕被另一个孩子的小无人机拍到。事态升级，警察、仇警势力、黑人、穆斯林纷纷卷入，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冲突。在故事后半段，导演呈现的不是妥协，而是公正规则缺失后出现的暴力及其动机（不只是个人的愤怒，也包括暴力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强化主体意识的手段），因为无论是警察还是黑帮，亦或者巴黎边缘街区的小孩子，他们都没有在捍卫正义，也谈不上对法国精英建立的一套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里可以引起思考的，是“何者的道德”这一问题。法国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否就是移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道德？两种道德之间互相对立吗？这个问题可供读者思考），在这里正义和公平出现了集体性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执法和对个人权威的迷恋。警察误伤孩子是暴力的，黑帮介入也是暴力的，正是因为看不到正义的到来，社会底层才会选择孤注一掷的无政府式反抗。
整部电影犹如一个隐喻，好在导演没有为了叙述野心而把每个人设计成符号。影片中黑人警察一角可见导演的功力。他曾经也是被欺负、被压迫的一员，但在成为警察，一个国家机器授权的执法者后，他也不得不去实施暴力。影片中讽刺的一幕，也就是误伤底层男孩的那一枪，就是黑人警察射出的，而他在射击后的反应，其实夹杂着惊讶、恍惚和巨大的心理矛盾。他并不是一个恶人，他只是妥协于自己的身份，当他回家后面对母亲哭泣时，我们能看到这个警察不为人知的柔软和痛苦。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留有一丝余地的地方。
二：被遗忘的群体要传递他们自己的记忆
在《悲惨世界》的电影空间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打击黑帮和偷渡客，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像黑帮和偷渡者的人，以及那些在白人精英阶层审美中构建的脸谱划分中处于边缘的人（他们在日常话语中会被建构为添麻烦的人、危害主流民族的人、肆无忌惮生育的人、缺乏道德的人，从而引起社会主流人群的反感，进而被驱逐），也成了遭遇暴力执法的对象。然而暧昧的是，尽管非裔、穆斯林裔常常在舆论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他们的面孔也经常因为肤色、习惯、宗教信仰乃至生育问题而遭遇指责，但在这些舆论指控中经常忽略两类问题：第一类是谁造成非裔、穆斯林裔背井离乡的问题，谁在这个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压迫格局和鄙视链的问题；第二类是移民（这里不只包括非裔、穆斯林，也包括了华裔等更多移民群体）对法所做出的贡献被遗忘的问题。那些白人不愿做的脏活累活、整个社会远转体系中的底层行业（被歧视却又不可或缺），它们在现实中依靠移民的劳动来支撑，移民并非是只知索取而不做贡献的人，事实上，移民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
当上层精英根据他们的审美筛选社会的记忆，被压迫者所要思考的，并非如何去迎合精英们的审美，而是怎么在团结友邻之中保存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无论是《悲惨世界》这样的电影，还是上个世纪思想家法农呕心沥血的著作，本质上都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自我记忆的传递方式。
而在现实中，《悲惨世界》反映的问题已经爆发。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个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误入一所变电站，不幸触电丧生。这起意外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导致骚乱进一步扩大。这场骚乱蔓延法国300多个市镇，数十人受伤，9000多辆汽车被焚。当年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2005年巴黎骚乱刺激了导演拉得·利，那之后他决定拍摄一部呈现法国社会撕裂的电影。从2005年至今，法国相关事件持续发生，比如在2017年，22岁的黑人男子西奥在巴黎北郊欧奈苏布瓦被4名警察当街盘查，遭警察用警棍捅进下身，重伤入院接受手术。近年来，巴黎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加剧，尤其是黑人、穆斯林群体，和警察的关系愈发紧张。所以法国人观看《悲惨世界》会很有代入感，影片中的一笔一划没有粉饰和扭曲，它就是巴黎街区的真实生活，那是一个褪去世界著名景点外衣的巴黎，一个各民族聚居、骚乱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大都会。
当人们把目光对准在巴黎和伦敦的富丽堂皇、非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乱象，当人们看到偷渡者们在欧洲的丑陋行径、战乱国人民文化程度的缺乏，人们应当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是谁，让第三世界的难民背井离乡来到欧洲？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第三世界攫取原料、劳动力和淘汰低端产能，欧洲的资产阶级，依靠在殖民地的掠夺和技术革命缔造了他们的辉煌，却也遗留了被殖民国家到如今都无法化解的伤痕。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存在的移民问题，它表面上是移民素质的问题、暴力执法的问题，根源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当宗主国的人们通过殖民掠夺获得暴利，又通过移民得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资源，他们不能一边享用福利，一边抱怨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就是他们的掠夺，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必然面对的问题。
三：一个第三世界的幽灵
《悲惨世界》对法国族群撕裂的刻画，既可以让人想起《寄生虫》《小丑》等国际电影，也能勾起人们对法国左翼电影的记忆。法国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气氛浓厚的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左翼知识分子们就一次次通过书籍、报纸和电影等媒介发出他们的声音。新浪潮运动时期，法国左翼电影达到一个高潮，电影人不但把艺术作为技艺的探索，也更重视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载体。在关于电影《中国姑娘》(1967年)的访谈中，戈达尔说：“艺术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这一现实的过程。”
六十年代的法国左翼电影（其实也包括非洲法语区导演拍摄的电影）包括的一条支线，就是反映法国移民族群的电影制作。这其中既包括了呈现法国殖民霸旁落、整个社会面临价值观重塑的电，也包括了以移民者为主人公展开主体性叙事的创作，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后一种电影主要呈现的是移民者（比如非裔黑人）在宗主国受到的压迫和反抗。1969年，塞内加尔有一部电影《黑女孩》，主人公就是一个从非洲迁徙到法国，为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作褓母的女郎。她去到更富裕的社会，但流动的盛宴不属于她，她背井离乡、遭受歧视，肤色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让她如同下等人，在异乡饱受冷眼和剥削。这个黑女孩是当时法国非裔移民者的一个象征，她流落社会底层，充当法国的低价劳动力，几近奴工似的日夜做着琐碎的家务，终于在自尊心受到女主人伤害后，选择割腕自杀。
法国曾经在非洲建立殖民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衰落，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寻求独立，法国或非洲法语区左翼电影人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反映社会矛盾的电影。比如意大利吉洛·彭特克沃拍的《阿尔及利亚之战》（1966年），从被压迫者争取独立的角度歌颂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与牺牲。戈达尔的《小兵》(1963年)同样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之战，但它采用的是一个个体化叙事。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法国知识界的敏感话题，萨特、加缪等一众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戈达尔目睹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知识界撕裂，还有法国在那一历史时期经历的不可挽回的殖民霸权衰弱，他选择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视角，来呈现逃兵布鲁诺·福雷斯特在战争中的遭遇。这部电影既讽刺左派，也讽刺右派，戈达尔延续胡闹本色，展现了既有秩序的荒诞，又深入刻画了布鲁诺这个小人物在战争中的身不由己。影片中有一幕很有趣:当主人公布鲁诺要经历一场刑罚，刑罚者不愿在他身上留下拷打痕迹，于是，他们把拷打变成了一场游戏，一会儿用打火机烧布鲁诺的手掌，一会儿把他的头淹没进浴缸，甚至在虐待他的时候，安排一个女秘书给他读左派读物，其中一本就是《毛泽东选集》。
千禧年后，反映法国移民问题的电影也不少。比如喜剧片《岳父岳母真难当》，讲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四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和非裔黑人，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2009年，导演雅克·欧迪亚的《寓言者》，设计了一个阿拉伯人被送入法国监狱的情节。在这些片子中，我们会看到移民问题被商业化、类型化，一方面成为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方面却也在粗浅的和解或者符号化描写中消解了移民议题的痛感，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的意义所在。
多年以前，在大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他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雨果写下这一番话，是通过荨麻隐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冉阿让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贫穷工人，他出身底层，品性淳朴，可是社会结构的不公和压迫一点一点改变他的行动，他有一次看见姐姐的几个孩子饿得直哭，忍不住去偷面包给孩子吃，因此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他几次越狱，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结果为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牢。从监狱出来后，冉阿让到处遭白眼，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当他被压抑到社会的最黑暗处，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向这个社会复仇。所以伟大的雨果其实早在小说一开始，就用一株荨麻隐喻了冉阿让的命运。而在今天，当一部叫做《悲惨世界》的同名电影上映，它所希望的不只是让观众看到移民者的遭遇，也是要回到雨果的这句嘱咐：
“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