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这篇长文:《元电影与电影的边界》中的一部分。
元电影常常是带有鲜明的作者标签的,但是在某些真正深刻的作品当中又是反作者的。这里的反作者既指反对由巴赞、特吕弗等人提出的电影作者论,又指反对创作者本人。创作者在进行元电影创作时,也是在对创作者的主体性进行反思。
作者已死
费里尼的《八部半》是影史罕见的一部彻头彻尾的元电影。在影片中,费里尼化身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导演圭多,在前一部作品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创作一部新的电影时遭遇了创作瓶颈,出现了一系列裹挟着记忆和梦境的幻觉。圭多的境遇和当时拍摄《八部半》时的费里尼如出一辙,前作《甜蜜的生活》的成功让筹备下一部作品的费里尼备受压力,来自制片人的催促外加家庭生活中与妻子的不和让费里尼无比焦虑,他将这一切经过艺术加工后,拍成了这部电影。这是费里尼的第九部电影,但更是关于如何制作第九部电影的电影,因此命名为八部半。
关于影片中的导演圭多到底在制作什么样一部电影,一个说法是,费里尼当时原计划是制作一部名叫《马斯托纳的旅行》的科幻片。这与片中圭多的描述基本相符。更加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片中那座大得夸张的火箭发射台,我们有理由相信费里尼是真的本想拍一部科幻电影,只不过后来计划流产,费里尼顺势把它拍进《八部半》里,成为一个足具视觉震撼但几无实际意义的装置。
然而,圭多给电影试镜女演员的情节似乎说明圭多在拍的根本不是什么科幻大片,至少是他在瞒着制片人鼓捣着一些别的玩意。圭多让一个女演员试镜”妻子“的角色,”妻子“是一个失败的没有斗志的女人,她明知道丈夫出轨,但是并不想与丈夫决裂,只是低微地期待丈夫对自己坦诚相待。这几乎是费里尼的下一部作品《朱丽叶与魔鬼》的剧情,这是一部费里尼自传式的作品,出演女主角朱丽叶塔的正是费里尼的妻子朱丽叶塔本人。因此事情有可能这样:费里尼受制片人的压力所迫,答应拍摄科幻片《马斯托纳的旅行》,但是刚把景观搭好就已经心猿意马,或者遇到婚姻难题,开始想着去拍《朱丽叶与魔鬼》,最后终于把自己这些在这期间的偷情、幻想、意淫、家庭矛盾等等全部拍出来就成了这部《八部半》。
考虑到《八部半》和《朱丽叶与魔鬼》中的选角和情节,《八部半》中演员试镜的这一段的互文性十分复杂。首先是试镜”妻子“一角的女演员,被要求带上和圭多妻子一模一样的眼镜,明显是暗示圭多与妻子不和。而另一位试镜的女演员则是片中圭多的情妇,圭多的妻子知道两人的偷情行为,但是没有明说,这也对应着试镜片段中女演员的台词和《朱丽叶与魔鬼》的情节。这一层互文是圭多的生活和圭多的电影的互文。但是别忘了,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圭多是导演费里尼的化身,《朱丽叶与魔鬼》的女主角正是导演本人的妻子朱丽叶塔·马西纳。《八部半》中导演圭多在幻想中看到自己的妻子和情妇和解,两人开心地跳起舞来,而情妇的饰演者桑德拉·米洛在《朱丽叶与魔鬼》中扮演一位风情万种的女邻居,带着导演的真老婆朱丽叶塔在自己家开淫趴。直到《八部半》上映的56年后,情妇的饰演者桑德拉·米洛,公开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自己与费里尼长达17年的秘密恋情。导演费里尼的生活、电影中的导演圭多的生活、圭多的电影中人物的生活,三者交织在一起,其间的元电影性是如此的强烈又隐蔽,以至于56年后才被看到其全貌。(参见阅读原文链接中的视频片段《八部半:试镜》)
今天的观众比当年坐在电影院中观看《八部半》的观众了解到了更多电影之外的绯闻,对电影内容产生了前人不可能及的理解。这让人不禁想起罗兰巴特著名的”作者已死“的论断。罗兰巴特指出,任何符号的意义都是来自于符号体系内各符号的相互指涉,因此现代符号体系下的文本的意义不再是仅仅取决于作者,而是通过与其他文本的编织来重新获得自己的意义。作者已死,而观众获得了无限的阐释的自由,这种文本的互指也正是元电影带来的可能性。
创作者的自我救赎
导演和自己片中的女演员的婚姻或者暧昧关系在影史上并不少见,但是对于元电影创作者来说这个概率大大增加,仅仅前文提到的导演,就有费里尼与朱丽叶塔·马西纳(后者出演过他的《白酋长》、《大路》、《卡比利亚之夜》、《朱丽叶与魔鬼》等,安东尼奥尼与莫妮卡·维蒂(后者出演过他的《奇遇》、《蚀》、《夜》、《红色沙漠》等),卡拉克斯与朱丽叶·比诺什(后者出演过他的《坏血》和《新桥恋人》)。此外还有拍出过《蔑视》的戈达尔与安娜·卡里娜(后者出演过他的《女人就是女人》、《狂人皮埃罗》、《法外狂徒》、《随心所欲》、《阿尔法城》等),拍出过《监狱》的伯格曼与丽芙·乌曼(后者出演过他的《假面》、《呼喊与细语》、《秋日奏鸣曲》、《婚姻生活》、《安娜的情欲》、《羞耻》等)。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导演的私生活,对于制片人和许多观众而言,一部制作精良的科幻大片远比一部影史上地位崇高但的关于导演内心活动的电影更能愉悦身心、赚取票房。费里尼在《八部半》中也借片中编剧一角之口嘲讽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你那些童年回忆“。但是,导演难道没有想过要拍更宏大更普世的主题吗?电影中的圭多在火箭发射台下向妻子的闺蜜吐露心声,他想要拍一部真实的电影,能给所有人带来启发的电影。但是,怎么拍?圭多没有思路,也缺少启发。他希望拍的剧情是一名迷茫的少女在神父的点拨下醒悟,于是他去他求制片人帮他安排见主教,结果主教无非是说一些故弄玄虚的话,要么就是叫他多去教堂。圭多无数次在幻想中见到自己的缪斯女神克劳迪亚,在他的幻想中总是身着纯白,带有神性。圭多认为唯有请克劳迪亚出演才能拍出自己想拍的这部电影,但是,当电影接近尾声,克劳迪亚真的来到了圭多身边,但她却身着一身纯黑,圭多发现她俗套无聊,不过是另一个胭脂俗粉。为了拍出一个能给所有人带来启发的电影,圭多需要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女性,而是一个fantasy,一个永远可望不可即的、勾魂的幻想。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如何拍出有意义的作品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等价于如何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用爱情(缪斯女神)和宗教(主教)来启发自己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很多人追寻人生意义的道路上经历过的阶段呢?圭多或者是费里尼挣扎于想要拍出一部惊世的作品,来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追求,将视野重回自身,意识到真正有意义的并非是那个不可及的”所有人“,而是与平庸的、创作失意的自己达成和解。因此最终的作品并不会有什么中心内容,也无法给所有人以启示,它不指望会改变生活的意义,而只是复踏了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