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开始半个小时后的直观感受是：像是在看韦斯•安德森。
不同之处在于，韦斯•安德森拍电影的过程是在造梦——他的电影中往往存在一套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而《芭比》的世界则完全基于现实。韦斯•安德森的电影关乎孩童的世界，而芭比则是完全意义上的成人的电影。
...正如观众所见，《芭比》中存在两个世界体系，即“芭比乐园”和现实世界。两个世界的世界观和社会面貌彼此独立。然而在某些方面，两个世界又彼此贯通。
起初的芭比乐园并不是什么理想天堂。貌似理想的生活状态背后，无处不体现着资本的景观。
...“你必须瘦，又不能太瘦。你不能说自己想瘦。你得说，你是为了健康，所以不得不逼着自己瘦……你要为了男人而美，但不能过度，让男人有非分之想，或者让女人有危机感。因为要想融入女人圈，就不能过于突出。”在这里，女性必须以美的面貌出现，而美却以标准化、范式化的刻板印象示人。
不仅如此，她们必须保持快乐，却不能表现出任何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这是一个与真实的情感绝缘的世界。这里充斥着塑料般的质感，一如人们平面化的感情。一切都呈现出视觉化、商品化的特色。在这里，生命自然的生老病死被禁止，橘皮组织被禁止。同样被禁止的，还有个体生命的独特性。所有的女性都被称为芭比，而所有的男性都被称为肯。死亡的话题成为禁忌，生命永生的方式如同千篇一律的塑料。人们只是玩偶。
在芭比乐园，很难发现父权制显露的痕迹，而父权制的审美、生活方式、话语规则却以近乎隐形的方式传播它们的痼疾，渗透着人们的神经。总统是黑人女性——看似由女性主导的芭比乐园同样无法逃脱父权社会虚伪、刻意的政治正确。（仅仅是针对该现象而言，没有歧视黑人和女性的意思）
当芭比被关于死亡的念头困扰，她决定离开芭比乐园，在现实世界寻找自我解救的出路。在现实世界中，芭比旧有的世界观不断被颠覆。在这里，芭比被人们视作男性凝视的产物，被视作法西斯和女性主义的敌人。在这里，男女平等貌似已经实现，而父权制的力量仍然在不觉之中控制着一切。女性苦苦求职的同时，男性只需要一纸文凭便可轻松获得工作。而在芭比公司这样一家为女性儿童设计玩偶的公司，历史上却只有两位女性高管，还被虚伪地称作公司的“基石”，以展示女性在公司发展中的作用。
男女平等似乎已经在这里实现。然而，父权制只是藏进了更隐蔽的角落，通过密不透风的逻辑，继续实施着它的控制。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芭比却找到了她从未拥有过的珍贵事物。她找到了真实的情感。在这里，并非所有日子都是完美而快乐的。人们会感受到痛苦、焦虑。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时时感受到真实的爱、真切的幸福。他们会经历生死，也因此更明白生命的价值。这一切都无法在芭比乐园的塑料景观中被找到。最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造物主，芭比的母亲。这是一次神启般的邂逅。在这里，她无限接近真实的自我。
至此我们发现，芭比乐园和现实世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世界体系。可是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两个世界又相互贯通。芭比乐园是现实世界资本主义设计的产品。它是现实社会创造的美好理想，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现实社会的种种痼疾，也反映了父权制度的虚伪性。
即便如此，芭比乐园并不是任现实世界摆布的玩物。它会自行发展，衍生出种种新的观念和社会景观，并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的商业资本发展，甚至影响人们的观念。这一点恰似芭比本身的发展过程。芭比玩偶本是男性凝视的产物。然而在今天，芭比电影却成为了反对父权制的武器，成为了女性主义的一面旗帜。
在肯占有芭比乐园并建立父权制后，觉醒的芭比们奋起革命，最终恢复了原有制度。可是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秩序的恢复。芭比乐园回归的不是它的过去，而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芭比们瓦解的不仅仅是肯所建立的父权制，还有芭比世界原有的、隐蔽的父权制景观。芭比不再执着于范式化的美，也学会聆听自我呢内心深处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芭比乐园制度重建的过程同样也是肯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发现自我内心的愿望，发现何谓幸福，何谓爱。由此可见，在父权制的统治下，男性同样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尽管处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地位，他们的思想同样是不自由的。芭比乐园的重建同样意味着男性的真正解放。在这里，父权制不仅仅代表性别上的对立和压迫，还意味着观念上的控制和禁锢。
结局代表着父权制的终结和女性的自由意志确立。芭比不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不再是任人摆布的产品。她获得了自由选择自我身份的权利，芭比乐园和现实世界也都获得了焕然一新的开端。
需要提及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局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愿望。性别对立和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都得到了调和。通过温和的方式，矛盾冲突在大团圆的结尾中被解决。
但归根结底，女性主义是一种左倾的运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应当是更激进、更有力量的。在这一点上，好莱坞难免有粉饰矛盾和消费女性主义之嫌。同时，说教色彩太重也是其弊病之一。
这是这部电影的遗憾。如果刨除不可抗力的影响，它本来可以是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