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分/10分

拍的比较一般的女性作家传记片，影片的优点可能是英国乡村风光和作家和笔下小动物们的互动（和笔下小动物们拌嘴太可爱了），音乐、剧情、拍摄手法都比较一般。（多给一星，因为是女性作家的传记片）

影片的开头想起来无数女作家出版书籍的场景，《小妇人》、《成为简奥斯汀》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传记。《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中提到的成为女作家面临的问题，波特小姐遇到了一部分。比如母亲希望她可以嫁给贵族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心爱的图书出版被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编辑、大龄单身未嫁受到的歧视和嘲讽等。波特小姐幸运的点是，她出身在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教育，父亲多少愿意鼓励她创作，可以有机会在漂亮巨大的农场接触到大自然，图书出版很顺利一开始便畅销无阻等。

波特小姐和韦恩先生，是女作家和男出版编辑的关系。她们之间产生爱情表示理解但是我还是持怀疑态度。女作家在那个时代常常不被人认可，这个男出版编辑很可能是波特小姐生活中接触到的除弟弟和父亲外唯一比较正常的男人，他稍微表示他欣赏波特小姐的作品和才华，波特小姐很可能就被打动。其实还想到了《小妇人》中的乔好像最后也是嫁给了一个出版商人还是编辑，同事变恋人的身份转变俺不太能接受。和韦恩的爱情来的太快也走的太快，韦恩不幸离世了。

用版税的钱买了农场，和青梅竹马再重逢。有时候真的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何处不青山。经历失去固然悲痛，但生活还得继续。失去恋人后的波特小姐灵感大爆发，接连写了好几本书都卖的很好。她买下大量的农场和土地给英国的农民，保证他们不会失业。

土地开发商兼并土地导致农民失业问题，这个还是大三的时候学托马斯哈代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提到这个英国社会问题，不知道波特小姐是不是也生活在这个年代?（感觉好像是，我记得出现了蒸汽火车，那就是工业革命改变了过去传统农场社会；英国资本聚集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生存困境。）

电影中比较有意思值得思考的点∶

1.波特小姐竟然有财产继承权。波特小姐执意要和韦恩先生结婚，母亲生气说，你嫁给他就别想继承财产。后续就是波特小姐立刻去查自己有多少版税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补充∶查了一下，说是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英国）女性无实质独立继承权。
- 核心规则：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未婚女性的财产由父亲或男性亲属代管，婚后所有财产（包括嫁妆、收入）自动归丈夫所有，女性无独立处置权。
- 例外情况：仅少数贵族女性可通过家族信托、遗嘱特别约定获得部分财产收益权，但无所有权；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颁布后，才允许已婚女性拥有自己的工资和独立财产，但实际执行中仍受性别歧视，直至20世纪才完全平等。

2.为什么英国那个时期贵族也瞧不起商人？
（查了一下，仅供参考）
- 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固化：英国长期是“贵族-绅士”主导的等级社会，贵族的地位源于血统、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被视为“天生的统治者”；而商人的财富来自贸易、工业等“逐利行为”，被贴上“贪婪、世俗”的标签，与贵族倡导的“荣誉、闲适、公共责任”价值观相悖。
- 经济基础的差异：贵族以土地为核心资产，土地是稳定、世袭的“不动产”，象征永恒的社会地位；商人的财富依赖市场波动，被认为“不稳定、不体面”，且很多商人出身平民，缺乏贵族的血统和社会人脉。
- 传统观念的延续：中世纪以来“重农轻商”“重贵轻富”的观念残留，贵族认为商业活动是“底层人谋生的手段”，自己的使命是治理国家、维护传统秩序，而非追求财富，因此从心理上排斥商人。

3.父权社会中，家庭中的母亲反而被动成了那个父权制的帮凶和巩固者。波特小姐的母亲常被丈夫夸赞料理有方持家有道，但是母亲实则是那套传统父权文化贯彻和洗脑最深的。办圣诞晚会母亲需要到处张罗；儿子女儿们日常的家庭教育也由母亲负责；父母和子女冲突时父亲常常扮演那个所谓白脸的角色，而母亲是那个不近人情不尊重小孩的红脸角色；母亲好像没什么文化没办法提供子女的精神支持等。

（以下是AI的补充解释）
1. 母亲是父权制的“直接受害者”，也是“被动执行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被灌输“家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的核心规训：女性的价值仅在于持家、育儿、顺从丈夫，“料理有方、管教子女”是她们唯一被社会认可的“成就”。波特小姐的母亲并非天生“不近人情”，而是她自己从小就被这套规则洗脑——她的教育、社会评价、自我认同都绑定在“符合父权期待的母亲角色”上，自然会把同样的要求强加给子女：

- 管教子女、张罗家务不是“帮丈夫”，而是她证明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
- 对子女的“严苛”，本质是把自己承受的父权规训传递下去，认为这是“让子女适应社会的正确方式”。

2. 父权制赋予母亲“有限权力”，让她成为规则的“具体执行者”

父权社会的核心是“男性掌握最终决策权”，但男性往往不愿承担日常琐事（如育儿、家务、家庭矛盾调解），于是将这些“具体管理责任”交给母亲，形成“父亲定规则，母亲守规则”的分工：

- 父亲扮演“白脸”，是因为他无需介入琐碎冲突，只需维持“权威象征”；
- 母亲扮演“红脸”，是因为她被赋予了“家庭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必须通过严苛执行规则来保证家庭符合父权标准——一旦子女“越界”（如波特小姐追求独立创作），母亲会比父亲更紧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她“持家有道”的社会评价。

3. 女性的“文化剥夺”，让她们无法成为子女的“精神支持”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上层女性普遍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认为“女性无需文化，只需贤淑”），波特小姐的母亲“没什么文化”并非个例，而是社会制度的结果：

- 她们自身没有独立的精神世界，也不理解子女对“自我、自由”的追求；
- 在父权逻辑里，“精神支持”本就不是母亲的职责——母亲的责任是“培养符合社会期待的子女”（如女儿嫁个好人家，儿子继承家业），而非“尊重子女的个性”。

简单说，这类母亲不是“主动帮凶”，而是被父权制“驯化”后，只能在有限的角色里挣扎：她们用父权规则要求子女，本质是在重复自己被规训的人生，既巩固了父权制，也延续了自身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