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杰伊·比姆》之前，我把他当作是《厕所英雄》《护垫侠》《误杀瞒天记》《白虎》之类反映印度底层人种的电影。
看到一半多的时候，我想这就是一个低种姓印度妇女森加尼在高种姓律师钱德鲁的帮助下，挑战黑暗警察系统，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
但当看到故事最后钱德鲁律师一层层剥开案件的冰冷真相，犯案警察被绳之以法时，我的内心异常承重，我没有了那种看《厕所英雄》之类印度电影时的相对“优越感”：女人不能在家上厕所这类荒谬的现实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因为我知道，在电影男主拉贾坎努悲剧发生的1995年，我们的身边也同样发生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冤案：聂树斌案。
这个案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杰伊·比姆》（具体可自行百度、知乎），聂树斌虽然已经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无罪，但当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从找到真凶王书金的2005年到2016年，十几年间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里？聂树斌被枪毙的时间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还是那个谜一般的“冬季某日”？那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谣言”背后究竟真相如何？
依然有太多疑问。
然而相比之下，拉贾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她为丈夫赢回了清白，她得到了真相，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森加尼的律师钱德鲁也是幸运的，他赢得了案件，他把真凶送进了监狱，他在和整个黑暗警察机构系统性造假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
然而聂树斌的父母没有这么幸运，诚然他们的孩子已经平反昭雪，但是他们依然没看到应有的追责。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一直未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他丢了官，被视为“异类”，身患重病无钱医治，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地治疗。
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2016年11月30日，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活不了多久，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
人民警察爱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