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是一个对电影的隐喻有深刻认识的导演，他说相机的意大利文camera是“房间”的意思。一个电影场景就是一次透过房间钥匙孔的偷窥。贝托鲁奇在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元电影（meta-cinematic）的思考。在《末代皇帝》里也有这样元电影的思考，溥仪一辈子都在他人的窥视下活着。正是由于有相机和录影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溥仪长什么样，举手投足间传递着怎样一种情态。或许，摄影时代的到来和溥仪的一生被重新搬上银幕有必然的联系。贝托鲁奇说，这部中国题材的电影其实是非常意大利的，就像一出意大利歌剧。意大利也许是欧洲人里向往中国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名族，马克·波罗是贝托鲁奇的精神祖先。贝托鲁奇对共产主义的痴迷让他选择来到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然而他作为导演自己还是逃脱不了其窥视东方的白人男性的角色。Cocteau说，电影是过去/死亡的复活。《末代皇帝》中的人物不是带着面具的现代人，他们是真实的，是值得用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去解读。
《末代皇帝》的主人公溥仪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男性角色，他是爱新觉罗家族最后一个皇帝。然而，在他六岁那年，中华民国成立。从理论上讲，他的清朝皇帝身份只是一个象征。在象征下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这正是让导演贝托鲁奇着迷的问题。虽然溥仪在被关入抚顺监狱前从未真正离开过他的家人，但他是在不断被迫隔断和他最亲近的人的纽带当中度过一生的。所以，他几乎可以说是与这个世界是脱节的，他被紫禁城囚禁，他被宦官包围，他甚至年少就变得性无能...这一切让他变成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囚徒。溥仪自始自终没有从父系的阴影中走出来，溥仪一生一共有三个重要的男性导师，首先是那位被溥仪逼迫喝下墨水的老先生，其次是来自苏格兰的庄士敦，最后是抚顺监狱中那位看管长。这三位人物中庄士敦或许最重要的一位。他曾经对溥仪说，你还可以再一次登基做皇帝。这也许促使溥仪最终选择和日本人合作。然而，庄士敦在Twilight回忆录中却错误或故意的指出溥仪当时是自愿当日本人的傀儡的，这与溥仪的回忆录中所讲的有冲突。庄士敦本可以更积极的引导溥仪，然而当溥仪说想去牛津上学的时候，庄士敦却打消了溥仪的念头。庄士敦是这出悲剧中最重要的人物。
或许我们会问，溥仪在抚顺监狱中是否真的“改过自新”了，他是否真的可以忘记过去。贝托鲁奇并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末代皇帝》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片，而是更像一个戏剧。溥仪在三岁登基的那一刻所获的的心理上的强烈满足影响他一生，他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也是出自这种心理状态上的重新满足。电影的最后一幕里，当溥仪最后买票进入紫禁城，走入金銮殿时，他碰到了看门人的儿子，在他最终颤颤巍巍地重新坐到龙椅上的那一刻，溥仪的心理一定是和他三岁登基那一刻是联通的。那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蟋蟀也许就是溥仪的化身，一生被周遭的环境囚禁。当小孩端详着蟋蟀时，溥仪消失了。或许，他终于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