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陀螺電影
作者：Enlightening
與《八佰》的宣發策略類似，由程偉豪導演的《緝魂》自1月8日起在許多城市的影院進行了大規模的點映，它并不意外地獲得許多在正式上映之前完成觀影的觀衆和影評人的驚呼：“我真的是在電影院看的嗎？”“難得一見的坦率”，甚至有觀衆表示自己“竟然在國内院線看了一部阿莫多瓦”。
這些評價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在大陸院線片現有的審查體制下，《緝魂》在大銀幕上對同性戀者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膽”的呈現。細心的觀衆仍然記得《綠皮書》的命運，當雪利博士（馬赫沙拉·阿裡飾）的司機托尼·利普（維果·莫滕斯飾）進入同性戀澡堂并從警察的手铐中救出雪利時，展現雪利身旁一同被抓獲的同伴的鏡頭被删減，同時，展現裸身而坐的雪利的畫面的畫幅也被裁剪；而在跨年夜首映并且至今仍占據院線的《送你一朵小紅花》中，韓延無比謹慎地兩次暗示吳曉昧（嶽雲鵬飾）的同性戀身份。讓大陸的觀衆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對性少數元素的蹑手蹑腳、如履薄冰般的處理在《緝魂》中不複存在：在這部撲朔迷離的懸疑電影中，出現了一對有着親密舉止的男同性戀人和一對女同性戀人——至少在視覺意義上是如此。
這是否意味着大陸院線電影的審查體制開始放寬對性少數群體銀幕呈現的管控？這個問題仍然有待時間來證明，但是不論如何，在我們加入對《緝魂》所達成的突破的歡呼之前，讓我們回到電影本身并重新思考性少數元素在劇作中起到的作用，或許我們會對這部電影産生不同的看法。
...身心二元的悖論
《緝魂》的前一個小時像是一部帶有科幻元素的犯罪片：當警察接到王世聰（古斌飾）的報警電話并趕至其建在山中的豪宅時，發現他慘死于自己的卧室，一旁躺着昏迷的王世聰二婚夫人李燕（孫安可飾），後者手中握着沾滿血迹的兇器。在盤問中，李燕向警察叙述了當晚的情景，她稱王世聰的兒子王天佑（林晖闵飾）闖進家中并在巫術活動後殺死了王世聰，而其殺人動機是為母報仇——王世聰在婚後因冷落妻子唐素珍（張柏嘉飾）導緻後者抑郁成疾并自殺。但是事情并沒有那樣簡單，在警官阿爆（張鈞甯飾）和她患有腦癌的檢察官丈夫梁文超（張震飾）深入調查後，發現李燕與王世聰的合夥人萬博士（李銘順飾）有着不尋常的關系。
在重重反轉之後，我們得知原來萬博士和王世聰曾是同性戀人，在社會壓力下，後者與唐素貞結婚但仍與前者保持着親密關系，而在唐素貞詛咒王世聰并自殺後，王世聰患上腦癌且病情不斷加重，萬博士為了挽救愛人，将王世聰作為仍在研發中的RNA人腦移植技術的第一個試驗者，同時，他們招來一位願意參與實驗的“被試”，這位被試就是對此毫不知情的李燕，萬博士使用RNA技術逐漸将王世聰的意識移植到李燕的意識中，但在此過程中意外發生，王世聰的意識進入李燕的身體後竟将自己原本的身體殺害，并假裝唐素貞試圖讓王天佑頂罪。最後，在萬博士的懇求下，患腦癌晚期的梁文超接受了RNA手術，其意識取代王世聰并移植于李燕的身體，并最終在獄中與因包庇罪而入獄的妻子阿爆團聚。
...毋庸置疑的是，劇作的反轉讓故事本身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在震驚于故事不可預知的發展方向的過程中，我們也不得不對劇本的邏輯是否成立提出質疑：暫且不論影片語焉不詳的巫術元素——直至最後我們也無法确知是否是唐素貞的巫術導緻王世聰患上腦癌，以及他最終無法逃脫的死亡是否與唐素貞的詛咒有關；故事所有邏輯的根基皆在于萬博士研發的RNA技術，這一技術原本為了治愈癌症，但當萬博士和王世聰試圖将後者的意識複制到李燕的身體中時，緻命的倫理困境伴随着劇作邏輯的漏洞出現——當王世聰的意識通過RNA技術被提取并被“複制”到李燕的身體中時，他（院線字幕在指代帶有王世聰意識的李燕時仍使用“她”）還是否是原來的王世聰？在意識被移植後是否會發生改變？最直接的便是王世聰的意識占據李燕身體後性相（sexuality）的混亂：王世聰原本和萬博士是同性戀人，但在王世聰的意識移植進入女性的身體後，他是否還能被認為是同性戀？萬博士對王世聰的感情又是否是去身體、去性别化的愛情？這些問題同樣适用于阿爆在面對擁有李燕身體的梁文超時的感情。遺憾的是，程偉豪似乎并不希望對這些關鍵的問題進行讨論，正如上文所述，就連中文字幕中“他/她”的指代都是按照生理（生殖器）性别來區分的，這除了增加觀影過程中因人物身體和意識混亂所緻的震撼之外毫無益處。
...這裡牽涉到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仍然信奉身心二元論的創作者試圖在未來語境中讨論技術對身體與心靈/意識可能産生的影響，但是在基于身心二元論展開的叙事中，創作者自己也發現身心二元論的不成立，以至于最終陷入混亂的劇作邏輯本身便證明了身心二元的悖論、具身性（emboding）的實在和具身體現（embodiment）的意義。“身心二元論”是由哲學家笛卡爾所開辟的理解身體與心靈/意識關系的路徑，笛卡爾認為身體和心靈是二分的，長期以來，古典哲學将人類視為“封閉的人”或“思想着的雕像”，人高尚的心靈/意識/靈魂被封裝在不可信賴的身體裡，并且身體阻礙着我們獲得有關“外部世界”的可以信賴的知識。然而，随着認知科學的發展和晚近哲學等學科的“具身轉向”，承認人的具身體現，意味着承認人的反思性、認知性能力是在我們的有機存在中發生的，并作為這種存在的結果，而不是截然的對立。換言之，人的意識和身體是無法被分離的，人的行動以及對行動的反思都基于我們的身體。
因此，在有關“互換身體”“意識植入”的幻想作品中，具身體現的在場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緝魂》中，我們不難發現程偉豪對于身體、意識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思考其實相當淺薄——RNA技術為意識創造了一種拙劣的可見物——一種粉末狀的結晶，這種結晶通過手術被轉移到他者的身體中，他者的意識逐漸被它取代，在這種被構想的、可疑的“移植”過程中，身體完全作為容器存在，王世聰的意識被移植到李燕的身體後天然地使李燕的身體按照王世聰的意願行動，身體和意識的關系在《緝魂》中被無限簡化，仿佛意識可以經由RNA技術自由穿梭于不同的身體中。當然，我們似乎也隐約看到程偉豪最終意識到身心二元的悖論：在“意識移植”的過程中，王世聰的意識同時存在于兩個身體中，最終被植入李燕身體中的王世聰的意識“指揮”李燕的身體殺死了王世聰的身體，但是這種叙事發生了失控——同一個人的意識不均地分布于兩個人的身體時會發生什麼？完全脫離于當前認知科學所能解釋的範疇的質詢不再可辯，遊離于前認知科學階段的身心二元論與高度虛構的後認知科學之間，《緝魂》陷入了為自己設下的悖論當中，并最終走向一種不可知的、無可挽回的結局。
但是這是否意味着讨論身體和意識關系的幻想作品本身便不具有合法性？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更高明的創作者給出了更具說服力的構想：榮獲第90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的喬丹·皮爾的《逃出絕命鎮》（Get Out）對身體、意識和具身性進行了深入的探讨，掌握換腦手術的一家上流階級白人試圖将自己的大腦轉移到被誘騙來的黑人身體中以實現永生，這近似于《緝魂》的“意識移植”過程（除了那愚蠢的粉末），但是《逃出絕命鎮》的成功之處在于其調動了意識與身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被換腦的黑人依然殘留了一部分自己的意識，這種意識有時會使身體呈現出異狀如發呆、流淚等，導演在電影中唯一的“想象”在于當被換腦的黑人遇到閃光燈時，其原有的意識會有短暫的覺醒并重新掌控自己的身體。喬丹·皮爾擁抱了具身性，這部被譽為“真實到令人戰栗”的作品也因此成為留名恐怖電影史的傑作。
...非/反酷兒：殖民與剝削
在走出身體與意識的迷宮之後，我們回到了開篇提到的問題：性少數元素在《緝魂》的劇本中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當我們将其放置于審查語境時，它對性少數群體的銀幕呈現有着怎樣的意義？
或許有許多讀者在沒有讀到這段時已經為我的文章點擊了差評——無論如何《緝魂》似乎值得比一星更高的評價，事實上，若單談個人看完後對這部電影的直觀感受可以給到三星甚至四星——賽博朋克、都市傳說和民間巫術的融合似乎注定将使這部電影成為一整年的話題之作，但《緝魂》對性/别（gender/sexuality）視角缺乏思考的濫用和對性少數群體流于表面的呈現使故事的内核通往與“尊重”“平等”“包容”等現實中的性少數群體所奮力鬥争的價值完全相反的方向。
如果對劇作加以分析，我們不難從中發現其中幾對被認為可能具有酷兒性（queerness）的關系：《緝魂》在後半段“揭秘”了王世聰和萬博士之間的關系，他們是一對男同性戀人；當王世聰的意識被移植進入李燕的身體内時，這一角色的性别乃至稱謂都是不明确的，Ta擁有李燕作為女性的生殖器且能夠生育，但是其意識卻來源于一直以男性身份生活的王世聰；而到全片最後，梁文超的意識取代王世聰被植入李燕的身體，單純從影像的視覺指向來看，觀衆最終所見的是梁文超和阿爆這對傳統的異性戀夫婦“變成”了女同性戀。
...在這三個性/别的錯亂時刻，我們發現編導不僅沒有能力處理“性”和“性别”其中任何一個概念——更不要說兩者之間的斜杠即性和性别之間存在的複雜而暧昧的牽連，而且采取了一種同性戀厭惡和跨性别恐懼的隐蔽立場。在解釋這種隐而不顯的立場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性别和性取向的概念進行一定的澄清，即便我們如今有了性别酷兒和泛性戀的分類，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概念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為我們仍近乎固執地對性别（gender）進行二元分類，同性戀指的是對同性産生愛欲的個體，在這裡，性别作為前置的概念長期以來缺乏讨論；酷兒性是對既有的性和性别的概念進行的颠覆性的思考，它試圖讨論情欲的複雜性以及不能被化約為性别的性相。
那麼我們的問題是，《緝魂》是一部酷兒電影嗎？王世聰和萬博士的形象實際上已經給出了編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王世聰和萬博士同時擁有着主流的、體面的、典型化的男性氣質，他們之間的關系應當被理解為同性戀而非酷兒伴侶的原因在劇組選角和造型設計的過程中已經被确定；讓人尴尬的是，盡管程偉豪在構建王世聰和萬博士之間關系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對酷兒性的思考，他将王世聰的意識植入到了一個具有典型女性氣質的女性的身體當中，而當王世聰的意識占有李燕的身體後，他不再對萬博士有感情，而萬博士的舉止意味着他仍對王世聰的意識有所留戀，此時萬博士和王世聰的關系便不再是同性戀，因為他們之間甚至已經不存在雙向的愛欲，而之于為何曾經堅固的愛情在意識移植後輕易消逝，程偉豪隻是将其歸咎于王世聰可憎的人格中——在這裡，酷兒性經曆了一個被發掘又随即被舍棄的過程，或者說《緝魂》在本質上是非/反酷兒的電影，因為它拒絕對王世聰和萬博士之間的愛欲及其消亡進行可信的研究，而是通過不斷放大前者的負面道德（欺騙的、不忠的、無情的、金錢和權力至上的）進而避諱了王世聰和萬博士之間的親密關系中可能存在實際上也是必然存在的酷兒性。
...但這并不是最糟糕的。我之所以将《緝魂》視為一部消費和剝削性少數群體的電影，是因為它極其生動地诠釋了異性戀霸權體制對性少數群體的文化乃至身體進行殖民的過程。與王世聰和萬博士地下的、欺騙性的、最終肉體和意識同時消亡的同性戀關系形成鮮明對比，《緝魂》中描畫了另一對戀人間忠貞的、至死不渝的愛情——梁文超和阿爆，在疾病和性/别錯亂的時刻到來之前，梁文超和阿爆代表着最主流的社會秩序：已婚的、即将育有子女的、和諧幸福的異性戀家庭，甚至這還不夠，就連兩人的職業也象征着社會公義。但是，在梁文超罹患腦癌之後，阿爆為了救治他，懇求萬博士批準對其進行尚未面世的RNA手術，而在最後，萬博士懇求梁文超并将梁文超的意識植入李燕的身體中，李燕被判處無期徒刑，最終因包庇罪入獄的阿爆在獄中與植入梁文超意識的李燕相見，全片的最後是兩人相擁哭泣的場景。
與刻畫王世聰和萬博士之間關系時避諱對性/别的解釋不同，梁文超和阿爆的關系一開始不僅被确定為“真”異性戀，而且在意識移植後兩人的愛情直接逾越了性/别的界限，梁文超和阿爆輕而易舉地擁有了泛性戀愛情的神話——這并不是說兩者間的這種柏拉圖式的愛情不可能存在，而是在完全缺乏解釋且與王世聰和萬博士的同性戀關系形成鮮明反差的情況下，我隻能将其理解為這是這對曾經的異性戀伴侶的特權。
...無論是避諱還是逾越，我們都能得出相同的結論，那就是程偉豪沒有能力對性/别關系的複雜性進行探讨，在對性少數親密關系的不理解和不屑于理解的基礎上，《緝魂》成為這樣一部看似對性少數群體有所呈現而實際上不遺餘力地剝削性少數的電影。它的存在本身便證明異性戀霸權的殖民形态是如此隐蔽，以至于我們有時無法意識到這種被藻飾的剝削的存在。
但是，《緝魂》的剝削性并未止步于此。影片中衆人交相争奪的身體原本屬于一個育幼院的平民階級女孩，李燕的身體先是成為實驗品和上流階級延續生命的器具，後來則成為炮制愛情神話的工具，至于那個貧窮無助的、作為受害者的女孩早已被遺忘，悉數所有意在喚起觀影情緒的片段，程偉豪似乎也并不希望觀衆對她抱有任何同情。 除此以外，菲傭的形象在影片中成為無意識的設置，她們如同幽靈和工具般遊走于醫院和家中，卻并不真實存在，底層的跨國勞工在這個未來社會中的處境沒有絲毫改變，上流階級乃至中産階級對其的剝削也擁有足夠浪漫化的理由。
...共謀與危險
作為簡短的總結，我仍鼓勵讀到這裡的讀者們走進電影院并親自看一看這部電影，或許你會覺得我的批評毫無道理，或許你也會産生與我相近的看法。但是我仍想為我的觀點作出最後的辯駁，在那麼多有關《緝魂》陷入身體二元的悖論、非/反酷兒和剝削性少數群體和底層女性的論述之後，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緝魂》在大陸現有審查體制下對性少數群體的呈現究竟意味着什麼？
我更願意将其理解為一次程偉豪與審查體制的共謀，在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年後，這部由台灣和大陸共同出品的電影利用了大陸的審查體制對同性戀形象的敏感聲張自己的合法性：“你看，我們已經将性少數形象史無前例地搬上了銀幕，至于性少數究竟需要或應得怎樣的銀幕呈現，這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内，你們還有什麼奢求呢？”它遵循了一條我們熟知的異性戀霸權擠壓性少數群體的路徑：從剝奪性少數群體的銀幕呈現，到如同施舍般地給予其呈現的機會，但仍對後者進行或直露或隐蔽的剝削。
而作為這樣一次危險的共謀，《緝魂》值得我們所有人的警惕。
...【參考資料】
[1][英]克裡斯·希林著，李康譯.身體與社會理論（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黃盈盈著.性/别、身體與故事社會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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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ouban.com/people/53592649/status/3249661040/
[4]友鄰@工凡 廣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