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這是電影《何以為家》中男主贊恩在法庭上對父母的控訴，被印在宣傳海報上，這句悲傷的控訴和海報上定格的微笑形成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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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家》電影海報

12歲的男孩贊恩，與父母、兄弟姐妹為了躲避叙利亞戰争，非法生活在黎巴嫩的貧民窟中。

贊恩沒有學上，弱小的肩膀承擔了無數生活的重壓，每天去小店扛水、送貨，換煤氣，維持生計。

偷偷給月經初潮的妹妹清洗内褲，反複叮囑她不要被父母發現，因為“月經”意味着将女孩成為“待嫁”的商品。

可妹妹薩哈還是被強行賣給了商販，憤然離家出走的贊恩在得知妹妹死去的消息後，砍傷了妹妹的丈夫，因此被判刑。

在監獄裡的贊恩，打電話給電視台，要控訴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他說“我想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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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撩撥起人們控訴原生家庭的欲望，當父母無法為承擔起養育的責任，孩子便成為無辜的受害者。然而父母對這個世界的了解，并不比我們多多少，面對紛紛複雜的世界，他們曾和我們一樣是懵懂的孩童，跌跌撞撞長成大人的軀殼，卻裝載着承襲而來的幼稚與無知。

父親說：我也是這樣長大的，我做錯了什麼？

母親說：你沒有像我一樣生活過，你沒有體會過我的痛苦，你無權批評我！

挖掘原生家庭的不幸是一種套路，面對人生問題無解的時候，能歸罪的，似乎隻剩下父母，這樣所有的犯罪似乎都有了緣由，所有的不幸都有了源頭。但這是一個被打上死結的邏輯，對于父母來說“因為我不曾擁有，所以我也無法給予”，對于孩子來說“因為我不曾擁有，所以我無法療愈”。

我們的思維方式源自家庭、環境、社會的大環境，每個人的行為方式都帶着所處年代的烙印。馬未都先生在《圓桌派》聊起大院童年的時候，曾這樣描述：那時候哪家不打孩子，都打！别人勸架不是說你别打了，而是“打兩下就行了”。可見，這種相似的“暴力成長模式”是一種源自時代的鍛造。

我們無法用指責去填平一個時代的溝壑，不成熟的父母所帶來傷害會通過代際傳遞到我們身上，并影響我們未來的人際關系，但并不意味着這一切不能改變，阿德勒曾這樣寫道：幸運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當我們成年以後，隻有我才能定義自己，我們可以成為我們想要成為的樣子！

《何以為家》中小主角的魅力在于：他并沒有被原生家庭所綁架，貧窮和磋磨帶給他的并不隻有痛苦和憤怒，而是覺醒的力量和不曾被磨滅的人性的善良，他勇敢的向這個世界發出改變的呼聲“我希望無力生養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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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是一個容器，如果父母在其中注入無條件的愛與積極關注，就會讓我們感受到被呵護的安全感，為我們療愈成長中的痛苦與悲傷，倘若容器本身是幹涸的，也請不要沉湎于虛無和漂泊的漩渦裡，我們還擁有自我滋養和追逐愛的能力。

電視劇《都挺好》中的蘇明玉，在父母面前，活成自己最讨厭的樣子，而在蒙總和石天冬面前，卻活出了堅強而又脆弱，智慧而又敏感的真實模樣。童年時期缺愛的孩子，并不隻有自卑、懦弱、孤獨、暴躁等等這種負面的成長之路，也許這種童年時期的“營養”缺失，會常常萦繞在生活之中，但并不影響我們努力成長為自信自愛的人，在成年後重塑自己心理的“安全基地”，收獲并把握幸福。雖然艱難，但正如人本主義大師羅傑斯所說“生命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依然會盡力去實現自己，即使生命無法繁茂，也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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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燈下的周傑倫也曾是個自卑、孤獨、叛逆的單親小孩，卻擁有着令人羨煞的成就和幸福美滿的婚姻；

被吸血鬼親人“贈予”人生最大的負資産的張韶涵，有着比絕大多數人都悲慘的原生家庭，但仍揮舞着隐形的翅膀勇敢飛翔；

12歲被父親抛棄的孫俪與曾經的叛逆小孩鄧超，一對背負童年舊傷的夫妻，多年來卻一直保持着令人稱贊的生活狀态，夫妻恩愛、兒女雙全、事業有成......

童年的傷痛，如果不能連根拔起，那我們允許它存在就好，自愛的滋養和自我價值感讓賜予我們自我改變的力量，盡管我們的人生有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内心始終都有一個聲音：我們是值得被愛和被尊重的。接納并擁抱曾經的自己，看見傷痛，不是為了指責傷痛，而是為了移除我們和幸福之間的障礙，才能夠看到未來的幸福，才不會一直強迫性重複着同樣的悲劇，在心裡為自己構築一個“家”，無條件的愛自己，當我們學會關顧和愛護自己，就會發現身處的周遭，也在因我們的努力而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