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本身就極度震撼，視效也非常棒，可惜不是院線電影，不然在大熒幕上看會很頂。這些人真的有神一樣的意志啊。
各個百科給的初始死亡人數都不同，可能因為對“初始”的定義不一樣，所以我決定完整的梳理（非常長）一下整個事件：
空難發生時
飛行員Ferradas此前曾 29 次飛越安第斯山脈。 在這次飛行中，他正在訓練副駕駛Lagurara，後者負責控制飛機。 該飛機已有 4 年曆史，機身已使用 792 小時。這架飛機被飛行員們戲稱為“領頭雪橇”，因為覺得這飛機動力不足。
由于雲層覆蓋，飛行員在儀表氣象條件下飛行，高度為 5500 m，無法從下方地形目視确認其位置。 雖然一些報告稱副駕駛員使用航位推算錯誤地估計了他的位置，但他們依賴的是無線電導航。下午 3:21 穿過 Planchón 山口後不久，Lagurara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員，他預計一分鐘後到達庫裡科。 從 Planchón 山口飛往庫裡科的飛行時間通常為 11 分鐘，但僅三分鐘後，副駕駛就用無線電通知聖地亞哥，他們正在飛越庫裡科并轉向正北。 他請求空中交通管制允許降落。 管制員授權飛機下降到 3500 m的高度，但由于缺乏雷達覆蓋，沒有意識到飛機仍在安第斯山脈上空飛行。飛行員Ferradas也沒有注意到導航錯誤。
飛機在下降時遇到了嚴重的颠簸。 南多（Nando）多回憶說，飛機迅速從雲層中下降了數百英尺。 起初，橄榄球運動員們拿湍流開玩笑，直到他們看到飛機異常靠近山脈飛行。 “那可能就是飛行員看到前方黑色山脊升起的那一刻。” Roberto回憶說，“他開始爬升，直到飛機幾乎垂直，開始失速并搖晃。”飛機的地面碰撞警報響起，吓壞了所有乘客。
飛行員使用最大功率來獲得高度并越過冰鬥冰川 4200 米高的南山脊。 目擊者的叙述和現場證據表明，飛機撞到了山上兩到三次。 下午 3:34 當飛機機頭飛過山脊時，右翼被切斷。 尾錐夾住了山脊，與機身分離，帶走了兩排座椅、廚房、行李艙、垂直安定面和水平安定面，在後部留下了一個大洞。 三名乘客、領航員和空乘員随機尾部分失蹤并當場死亡（5）。
接下來幾秒鐘，飛機繼續爬升 200 米，直到 4,400 米處露出地面的一塊岩石撕裂了左翼，螺旋槳切穿了機身。又有兩名乘客從後部的大洞中掉了出來，一人當場死亡，一人跌入雪深處後窒息而死（7）。 機身掉在雪地上，像高速雪橇一樣以 350 公裡/小時的速度從冰川陡坡上傾斜 725 米，撞上雪堆并突然停止。 座椅從地闆上脫落，撞到機身的前艙壁上。 撞擊使機頭彎曲，将兩名飛行員壓在儀表闆上，飛行員Ferradas立即身亡（8），另有四名乘客在撞擊時導緻的座位移動中死亡（12，這一般被認定為初始死亡人數）。和飛行員Ferradas一起被壓在儀表盤上的副駕駛Lagurara，于第二天死亡（13）。墜機事故中，許多人傷勢嚴重， 羅貝托（Roberto）和古斯塔夫（Gustavo）都是醫學生，他們迅速對傷員進行了分類，并首先治療了他們最能幫助的人。 然而最後患有複合骨折的乘客無一幸存。
官方調查結論認為，墜機是由于飛行員失誤導緻受控飛行撞地所緻。飛機的機身停在了阿根廷馬拉圭省淚谷的冰鬥中，該地海拔 3,570 米，位于 5,169 米高的索斯内多山和 4,280 米高的廷吉裡裡卡火山之間，橫跨智利和阿根廷之間偏遠的山區邊界。飛機停在其計劃航線以東 80 公裡處。
空中搜救失敗
智利航空搜救局 (SARS) 在一小時内就接到了該航班下落不明的通知。 下午有四架飛機進行搜索直至天黑。 烏拉圭媒體于下午 6:00 左右獲悉航班失蹤的消息。 晚上。 SARS 官員聽取了無線電廣播，得出結論，飛機一定是在安第斯山脈最偏遠、最難以到達的地區之一墜毀，并向智利安第斯山脈救援隊 (CSA) 尋求援助。 機上乘客甚至救援人員都不知道，這架航班在進入智利之前就在阿根廷墜毀。
第二天，來自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的11架飛機開始搜尋失蹤航班。搜索範圍涵蓋了事故地點，甚至有幾架飛機飛越了墜機地點。 幸存者試圖用從行李中找到的口紅在機身頂部寫下“求救”信息，但沒有足夠的口紅寫出救援人員從空中可以看到的大字。 他們還用行李在雪地上塑造了一個十字架，但未能引起救援人員的注意。 幸存者曾三度看到飛機飛越墜機地點，但救援人員無法在雪中發現白色機身。
惡劣的條件使救援人員對找到生還者的希望渺茫，因此救援工作在僅僅八天的搜索後就被取消了。 10月21日，經過超過142小時的搜尋，搜尋人員得出結論，墜機事件中任何人生還的可能性為零，并終止了搜尋。 他們計劃在 12 月雪融化後恢複搜尋工作以尋找遇難者。
第一周
除了前面提到的副駕駛Lagurara，還有其他四個人沒能熬過第一晚（17），剩下的 28 名幸存者拆除了破損的座椅和其他碎片，将機身改造成一個簡陋避難所。 他們用行李、座椅和雪來封閉機身後端。 Fito Strauch用從座椅下面回收的金屬闆設計了一種太陽能集水器。 為了防止雪盲症，他還通過切割駕駛艙内的綠色塑料遮陽闆并用電線将其縫在胸罩帶上來臨時制作太陽鏡。 他們用羊毛座套保暖，用座墊當雪鞋。 橄榄球隊隊長馬塞洛·佩雷斯（Marcelo Perez）擔任領導職務。
三天後，南多醒過來，卻發現母親已經去世，19歲的妹妹蘇珊娜受了重傷。 他試圖讓他的妹妹活下去，但第八天她也因傷勢過重而死亡（18）。 其餘 27 名幸存者在夜間氣溫驟降至 -30 °C 時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他們一生都在海邊生活，有些人在墜機前甚至從未見過雪。 沒有人有任何高海拔生存經驗。 他們缺乏醫療用品、禦寒衣物、設備和食物，而且他們隻帶了三副太陽鏡。
他們發現一個小型晶體管收音機卡在兩個座位之間。 羅伊·哈雷利（Roy Harley）用飛機上的電線臨時搭建了一根長天線，在山上的第十一天，他們聽到了可怕的消息，他們的搜索已被取消。
同類相食
幸存者幾乎沒有食物可吃。 他們設法湊齊了八塊巧克力、三小罐果醬、一罐贻貝、一罐杏仁、一些棗子、一些糖果、李子幹和幾瓶酒，盡管他們對食物進行配給制，但隻持續了一周。南多·帕拉多三天内隻吃了一顆巧克力花生。盡管實行嚴格配給，食物供應還是很快減少。 那裡沒有天然植被，也沒有任何動物可供它們食用。 當食物耗盡時，他們開始吃座椅上的棉塞和皮帶和鞋子上的皮革。
幸存者們知道救援工作已經取消，所以他們互相允許，萬一他們死了，可以用自己的屍體當食物。 幸存者别無選擇，隻能吃掉已故朋友和親戚的屍體。羅貝托·卡内薩（Roberto Canessa)後來描述了吃死人的決定：
我們共同的目标是生存，但我們缺少的是食物。 我們在飛機上找到的微薄的收獲早已用完，也沒有發現任何植被或動物。 僅僅幾天後，我們就感覺到我們自己的身體正在消耗自己以維持生命。 不久之後，我們就會變得太虛弱，無法從饑餓中恢複過來。我們知道答案，但答案太可怕了，無法思考。我們的朋友和隊友的屍體保存在外面的冰雪中，其中含有維持我們生命的重要的、維持生命的蛋白質。 但我們能做到嗎？ 我們苦惱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冒着雪走出去，祈求上帝的指引。 如果沒有他的同意，我覺得我會侵犯我朋友們的記憶，我會偷走他們的靈魂。我們想知道我們是否會因為考慮這樣的行為而發瘋。 我們變成了野蠻的野蠻人嗎？ 或者這是我們生存的唯一選擇？ 确實，我們正在挑戰恐懼的極限。
靠吃死去戰友的屍體而生存，這個決定并不是輕易做出的，因為大多數死者都是同學、密友或親戚。 羅貝托·卡内薩用一塊擋風玻璃碎片切肉，以身作則，吞下了第一塊火柴棍大小的人肉。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其他一些人也紛紛效仿，但仍有一些人拒絕吃人肉。南多·帕拉多在他的回憶錄《安第斯山脈的奇迹：山上的 72 天和我的長途跋涉回家》中談到了這一決定：
在高海拔地區，人體的熱量需求是天文數字。 我們已經嚴重饑餓，找不到食物，但我們的饑餓很快就變得如此貪婪，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尋找。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搜尋機身，尋找面包屑和碎片。 我們試圖吃從行李箱上撕下的皮革條，盡管我們知道處理它們的化學物質對我們弊大于利。 我們撕開座墊希望找到稻草，但隻發現了不可食用的室内裝飾泡沫。 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出同樣的結論：除非我們想吃我們穿的衣服，否則這裡除了鋁、塑料、冰和岩石之外什麼都沒有[可吃]
帕拉多保護了他母親和妹妹的屍體，以免她們被吃掉。 他們将屍體上的肉在陽光下曬幹，以便更容易食用。 起初，他們對這種經曆感到非常厭惡，隻能吃皮、肌肉和脂肪，但當他們吃完後，他們就吃心、肺，甚至大腦。
所有乘客都是羅馬天主教徒。 有些人擔心吃人肉會導緻永恒的詛咒。 根據裡德的說法，一些幸存者将他們的同類相食與聖體聖事進行了比較，即将面包和酒轉化為耶稣基督的身體和寶血。 其他人引用《聖經》約翰福音 15 章 13 節來為他們的食人行為辯護：“人為朋友舍命，沒有比這更大的愛了。”
所有在這場磨難中幸存下來的人都做出了吃人肉的決定。 哈維爾·梅索爾和他的妻子莉莉安娜·梅索爾（當時唯一幸存的女乘客）是最後吃人肉的人。 莉莉安娜有着非常強烈的宗教信仰，反對這樣做，在有人建議這樣做類似于接受聖餐後，她才勉強同意吃飯。
第一次雪崩
10 月 29 日接近午夜，即墜機事件發生 17 天後，一場雪崩襲擊了機身，而幸存者正在熟睡，機身幾乎完全被冰雪填滿，導緻 8 人窒息死亡（26）， 其中包括橄榄球隊隊長兼幸存者領袖馬塞洛·佩雷斯（Marcelo Perez），以及“像母親和聖人一樣”照顧許多受傷乘客的莉莉安娜·梅索爾。這對剩餘的幸存者來說尤其難以承受。
雪崩将機身完全掩埋至距離天花闆不到 1 米的地方。 被困在裡面的幸存者很快意識到他們很快就會耗盡空氣。 南多·帕拉多從行李架上拿出一根金屬杆，用它撬開駕駛艙的一個擋風玻璃，并在雪上戳一個洞以獲取新鮮空氣。10 月 31 日早上，他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挖出一條從駕駛艙到地面的出口隧道，結果卻遇到了一場暴風雪，迫使他們爬回機身。暴風雪猛烈地肆虐了三天，将幸存者和死者的屍體困在積雪的機身内。 第三天，他們開始吃剛去世的朋友的肉。 南多·帕拉多後來說：“它又軟又油膩，上面有血迹和潮濕的軟骨。當我把它放進嘴裡時，我猛地作嘔。”
佩雷斯去世後，丹尼爾·費爾南德斯（Daniel Fernández）和堂兄弟愛德華多·斯特勞奇（Eduardo Strauch）和菲托·斯特勞奇（Fito Strauch）接管了該組織的領導權。 他們接管了從死者身上收獲肉并分發給其他人吃。
在雪崩發生之前，一些幸存者堅持認為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翻越山脈尋求幫助。 由于副駕駛死前不斷重複飛機飛越庫裡科上空，幸存者認為距離最近的智利鄉村僅在以西幾公裡處。 他們不知道的是，飛機墜毀在安第斯山脈深處，智利鄉村距離西邊 89 公裡。 日子一天天過去，夏季來臨，氣溫升高，埋藏機身的積雪也開始融化（南半球，12月份是夏天）。
探索周圍和無線電求助
在墜機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幾周，一些幸存者開始了短暫的探險，探索飛機附近的情況，但他們發現，高原反應、脫水、雪盲症、營養不良和夜間極度寒冷使得他們無法進行遠途旅行。
夏天來臨後，一些幸存者決定再次出發去探險尋求幫助，包括羅貝托·卡内薩（兩名醫學生之一），但其他幸存者則不太願意這樣做。 努瑪·圖爾卡蒂（Numa Turcatti）和安東尼奧·維津丁（Antonio Vizintin）被選中陪同羅伯特·卡内薩和南多·帕拉多，但努瑪受傷的腿已經感染，因此他無法參加這次探險。 羅貝托·卡内薩（Canessa）、南多·帕拉多（Parrado）和安東尼奧·維津廷（Vizintín）是身體最健康的人，他們被分配了更多的肉類配給，以增強他們的體力，并為探險提供最溫暖的衣服，以抵禦他們在山上必須面對的夜間寒冷。 他們也被免除執行對團隊生存至關重要的日常任務，以便他們可以專注于為即将到來的磨難進行訓練。 在羅貝托·卡内薩的敦促下，他們等待了一周的大部分時間，直到氣溫升高。
探險隊的目标是向西前往智利，但冰鬥西緣的大山構成了巨大的障礙，因此三人小組決定向東前進。 他們希望山谷能掉頭向西，引導他們到達智利。 11 月 15 日，在機身以東下坡步行 1.6 公裡後，他們發現飛機尾部殘骸，和基本保存完好的廚房。 他們還發現了行李，裡面有一盒巧克力、三個肉餅、一瓶朗姆酒、香煙、額外的衣服、漫畫書、一些藥品，最重要的是，他們還發現了飛機上的收音機。
第二天一早，他們繼續向東下降，但在探險的第二天晚上，他們差點被凍死，所以他們決定最好返回尾部，嘗試打開收音機并緻電聖地亞哥尋求幫助。24 公斤的飛機電池太重，無法運回機身，需要在厚厚的積雪中從尾部爬上坡。 他們決定最好返回機身，将無線電帶回飛機尾部殘骸處，将其連接到電池。 羅伊·哈雷 (Roy Harley) 利用他作為業餘電子愛好者的知識來協助這一過程。 他們不知道的是，飛機的航空電子設備需要 115 伏交流電源，而尾部的電池僅提供 24 伏直流電源，因此他們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幾天後，他們無法讓無線電工作，他們放棄了，回到機身後意識到，如果他們有生存的機會，就必須按照自己的條件爬出山去尋求幫助。 途中，他們遭遇了另一場暴風雪，羅伊·哈雷想放棄并死去，但南多·帕拉多堅持幫助他回到機身。
另外三人遇難（29）
阿圖羅·諾蓋拉 (Arturo Nogueira) 于 11 月 15 日去世，三天後，拉斐爾·埃查瓦倫 (Rafael Echavarren) 也因傷口感染而死亡。 努瑪·圖爾卡蒂 (Numa Turcatti) 對吃人肉的極度厭惡極大地加速了他的身體衰退，他于第 60 天（12 月 11 日）去世，體重僅為 25 公斤。 剩下的幸存者知道，如果他們不盡快離開尋求幫助，他們都會死。 幸存者通過晶體管收音機聽到烏拉圭空軍已恢複搜尋他們。
遠征智利尋求幫助
剩下的幸存者意識到，唯一的出路是翻越冰鬥西緣的山脈，而這種攀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找到一種方法來度過夜間的寒冷氣溫。 于是他們用機身後部的絕緣層、電線和覆蓋飛機空調裝置的防水織物制作了一個睡袋。
努瑪·圖爾卡蒂在睡袋完成後去世。 羅貝托·卡内薩對于這次旅行仍然猶豫不決。 雖然剩下的幸存者鼓勵南多·帕拉多繼續探險，但沒有人真正自願和他一起去。 帕拉多最終說服卡内薩，他們與安東尼奧·維津廷（Vizintín）一起于 12 月 12 日出發了。
在沒有任何登山裝備，沒有區域地圖，沒有指南針，當然也沒有攀岩經驗的情況下，他們仨開始攀登海拔 3,570 米的冰川，目标是翻過阻擋他們向西進發的冰鬥的4,670 米西山脊。他們設法越過山脊，然後下山，徒步十多天，行程 61 公裡尋求幫助。鑒于飛行員臨終時說他們已經飛越了庫裡科，他們估計他們位于安第斯山脈的西緣附近，因此他們隻帶了三天的肉。 他們預計，隻要一天的時間，他們就能到達頂峰。 南多·帕拉多帶頭，另外兩人經常要求他放慢速度。 缺氧的空氣使攀爬變得困難。
他們自制的睡袋确實讓他們度過了寒冷的夜晚。 在紀錄片《擱淺》中，羅貝托·卡内薩描述了他們在第一天晚上如何很難找到平地來放置睡袋。 一場暴風雪刮得猛烈，他們終于在懸崖邊找到了一塊足以容納睡袋的岩石壁架。 卡内薩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 攀爬緩慢而乏味。 大本營的幸存者看着他們攀爬了三天。 上山的第二天，卡内薩以為自己看到了一條向東的路，并試圖說服帕拉多朝那個方向走。 帕拉多不同意，他們無法達成協議。
出發後的第三天早上，羅貝托·卡内薩選擇待在營地。 安東尼奧·維津廷和南多·帕拉多到達了一百米高、幾乎垂直的牆的底部。 牆壁上覆蓋着冰雪。 帕拉多決心徒步出去，否則就會死去，因此他用随身攜帶的一根棍子在冰牆上刻出了台階。 他在維津廷之前登上了 4,650 米高的山峰。 他相信他會看到西邊智利的綠色山谷，但當他面對四面八方綿延不絕的雪山時，他驚呆了。 他們爬上了阿根廷和智利邊境安第斯山脈深處的一座山，這條邊境線距離智利綠色的山谷有幾十公裡。 太陽落山時，維津廷和帕拉多下山并與卡内薩會合。 他們意識到他們的救援探險将花費比他們預期更長的時間。 他們的食物即将耗盡，維津廷提出返回大本營，為剩下的兩人保存食物，這樣他們就可以完成旅程并獲得幫助。 維津廷的返回完全是下坡路，他使用飛機座椅作為臨時雪橇，在一小時内返回大本營。
帕拉多和卡内薩花了三個小時才爬到山頂。 卡内薩心想：“我們死定了！” 當他到達山頂時，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雪山。但南多·帕拉多看到西方地平線附近有兩座較低的山峰，沒有積雪，山腳下的山谷慢慢蜿蜒通向那些山峰。 帕拉多确信山谷是走出山脈的出路，并且拒絕放棄希望。 羅貝托·卡内薩同意和他一起西行。 直到很久以後，卡内薩才得知，他當時在事故發生地以東看到的那條路本來會是一條更容易的通路，可以讓他們更快獲救。
在山頂時，帕拉多告訴卡内薩：“我們可能正在走向死亡，但我甯願步行去迎接死亡，也不願等待它降臨到我身上。” 羅貝托·卡内薩同意道：“南多，你和我是朋友。我們經曆了這麼多。現在我們一起去死吧。”
獲救
帕拉多和卡内薩又徒步7天進入智利。 他們到達了帕拉多從山頂看到的狹窄山谷，在那裡他們發現了聖何塞河的源頭，它是波蒂略河的支流。 他們繼續沿着河流下降，到達雪線。漸漸地，他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類生命迹象，最後在第九天出現了一群牛。
羅貝托·卡内薩已經筋疲力盡，無法繼續行走，所以他們晚上休息了。當他們收集木材生火時，他們看到河對岸有三個騎馬的人。 南多·帕拉多向他們喊道，但河水急速融化的聲音淹沒了他的聲音。 河對岸的一名男子看到了他們，大聲喊道：“明天！” 第二天，這個人回來了，寫了一張紙條，用鉛筆把紙條綁在一塊石頭上，然後把石頭扔到河對岸的帕拉多。 帕拉多回複：
我來自一架在山上墜毀的飛機。 我是烏拉圭人。 我們已經走了10天了。 我朋友受傷了。 除了我們倆，飛機上還有14人受傷。 我們需要盡快離開這裡，但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沒有任何食物。 我們很虛弱。 你什麼時候來接我們？ 拜托，我們連路都走不了。 我們在哪裡？
智利騾夫塞爾吉奧·卡塔蘭 (Sergio Catalán) 讀了這張紙條，并做出了表示理解的手勢。卡塔蘭向河對岸的兩名探險者扔了一條面包，然後向西騎行十個小時尋求幫助。
在旅途中，塞爾吉奧·卡塔蘭 (Sergio Catalán)在阿蘇弗雷河南岸遇到了另一名騾夫，并要求他前往幸存者并帶他們前往村子内。 然後，卡塔蘭沿着河流到達Termas del Flaco度假勝地。 在那裡，他叫了一輛卡車，把他帶到了村裡的警察局，警察将幸存者的消息轉達給當地智利陸軍指揮部，後者又聯系了智利陸軍總部位于聖地亞哥。
與此同時，帕拉多和卡内薩抵達村莊，在那裡他們得到了食物和休息。 他們在十天内，在危及生命的條件下徒步了令人難以置信的 61 公裡。卡内薩體重減輕了一半，在飛機失事和救援探險長途跋涉之後，他的體重隻有 44 公斤。
當烏拉圭空軍 571 航班墜毀後，幸存者完全依靠自己在安第斯山脈高處生存了 72 天的消息傳出後，幸存者的遭遇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一群國際記者徒步數公裡到達他們修養的村莊争相采訪帕拉多和卡内薩。
智利空軍提供了三架貝爾UH-1直升機協助救援，其中一架備用。 帕拉多帶着飛行員地圖引導直升機前往阿根廷的墜機地點。 飛行員們對兩人成功穿越複雜地形尋求幫助感到萬分驚訝。
兩架直升機于1972年12月22日下午抵達墜機地點。由于地形陡峭，飛行員隻能通過一次滑行着陸，而且由于高度限制，直升機隻能救出一半的幸存者 。 其中四名救援人員自願留下來與其餘七名幸存者一起度過他們在山上的最後一晚。第二天黎明時分，救援直升機進行了第二次飛行。 1972 年 12 月 23 日，即墜機事件發生兩個多月後，最後幸存者獲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