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二戰托福的産物。)
動筆寫新好萊塢,契機竟是尼科爾森,放在一年前怎麼也不會料到。不過也對,看來陌生感是表達欲的養料,當我嘗試談論一張過于親密的面孔——崔師傅頂着莫西幹頭鼓掌、小柯裡昂甩來一記眼刀——話語還沒到達舌尖,就被湧起的笑意截斷了。但我們永遠無法像提起一位朋友那樣談論尼科爾森,伴随這團含混不清的陰影一同降臨的,是困惑和焦躁:緊皺眉頭、搜腸刮肚,拼命翻找詞句來限定這具身體的流動,仿佛他是一道等待被抹平的褶皺、一隻若隐若現且随時會消失無蹤的飛蟲。
看尼科爾森表演是一件愉悅的事,這種愉悅不意味着舒适。對于很多演員,我的觀看方式更接近“打量”,将那些動人的光暈拆解,用目光細細勾勒,像卡裡娜的下睫毛、利奧德緊繃的嘴角、德尼羅的右臉頰痣;又或者,徹底抛開演員的主體性,忠實地浸入角色。然而,尼科爾森引發的是一種“探究”或“檢視”,你無法懶洋洋地躺在那裡觀賞他,更不可能默認他的存在。你必須站在對面直視他,不安地,亢奮地。
我想到前不久《電影手冊》紀念阿蘭德龍的文章,譯者在最後寫道,“在他的美麗軀殼下,存在的究竟是神秘,還是僅僅是虛空?他占據的這部分空間将永遠令人着迷。”尼科爾森或許正是德龍的對立面,後者那鋒利的美印刻在每一格鏡頭上,輪廓鮮明,氣勢洶洶,蠻橫地擠入視線最中央;而前者似乎有意逃脫目光的追捕,不留下痕迹,也沒有重量,可以感受他,但未必看見他。當你必須用語言鑿開一個切口,你發現在長久的真空過後,腦中冒出的是一組又一組相互沖突、卻不可拆分的形容詞,他那麼疲倦又那麼憤怒,漫不經心又固執得近乎癫狂,每一次破壞性的展露總跟随着一個玩世不恭的笑容,對你說剛才發生的一切不過是個狡猾的逗弄。但有趣的是,不管形态如何流變,你總堅信這其中存在一個穩固、既定、統一的答案,能用來解釋全部動蕩。
尼科爾森占據的空間不是虛空,那兒有個實在的東西,那個東西就是動蕩本身,是動蕩的持續性。
《五支歌》和《過客》都是關于逃離和切斷根源的故事。随意跳上一輛不知駛往何方的貨車,把自己的照片貼在别人護照上。尼科爾森總在主動偏離原先的生活軌迹,掉頭,轉向,将命運交給全然未知,每一處居所都隻供暫留,沒有目的地,沒有着陸點,唯一的旅伴是腳下延伸的公路。我看着他,對峙一樣,像拳擊場上兩人相對而立,他揮拳,我接住,再用另一隻手回推。我忽然明白望向他時為何總被巨大的不安籠罩,在他面前,我分明重複着鏡像的動作。
該如何講述新好萊塢呢?這整一代人的模樣,就倒映在尼科爾森幽靈般的面孔中。八月初旅遊,有天下午窩在酒店看《美國風情畫》,邊播放鮑伊的Young Americans,我寫:無線電波點燃城市夜空浮動的火種,踩下油門,過去随青煙散盡,未來仍隐在霓虹深處,于是,我們共享着一個永恒的當下。新好萊塢不能被定格,因為它留給我們的不是一道背影,而是奔跑的動作,是無數個正在掠過的此刻。“幽靈”在此,既是一個名字的指代,也是一個名詞化了的形容詞。
幽靈拒絕被捕獲,可你依然能夠一次又一次擁有它,很簡單,隻需用拇指敲擊空格,待影像開始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