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喊我去看了電影《阿諾拉》(Anora)，一個俄羅斯富二代在美國和一個脫衣舞女結婚，他的俄羅斯寡頭爸媽飛來美國讓他們離婚的喜劇。我聽着像一個美國爆米花電影，有點拒絕。美式喜劇對我而言就像爆米花——聞着特别香，嘗起來沒味兒，taste like nothing but disappointment。電影的前半段不出意料：夜總會、派對、拉斯維加斯，整個一《宿醉》的重演。可是随着劇情的推進，歡樂退潮，悲傷籠罩。這悲傷情緒在電影結束後有增無減。回到朋友家，朋友對他的狗說，我們今晚看了一個又性感又悲傷的電影，sexy and sad。
《阿諾拉》的故事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性别和階級。先從容易分析的性别視角說起，一句話可以概括：女性總是比男性更勇敢、更堅定、更奮不顧身，追求愛情是這樣，追求社會正義也是一樣。也許是因為女性總是比男性受壓迫更深，更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影片中，富二代聽說Toros——在他爸底下工作，負責照顧他的中層管理人員——要來找他查問結婚的事情時，他抛下了自己的新婚妻子狼狽逃竄。相反，阿諾拉面對Toros手下的兩個喽啰 Garnick和Igor卻非常堅定，甚至大打出手。她正教科書式地經曆着悲傷的第一階段：否認，否認她的新婚丈夫會逃避，而是堅信他的丈夫是去找人幫忙了，而她——作為他合法的妻子，沒有什麼好怕的，要怕的也是那兩個非法闖入她家的喽啰。
随後，中層管理Toros趕到，三男一女開始滿紐約找富二代，三個男的是為了讓他倆取消注冊結婚，阿諾拉則是要找回她的丈夫和她一起面對。在這個過程中，阿諾拉經曆了從「否認」到「憤怒」的過渡——尤其是當她最後知道富二代到了她曾經工作的夜總會去找别的脫衣舞女時。被找到後，面對阿諾拉，富二代一言不發，寡頭夫婦趕來美國後，他軟弱地服從他讨厭的父母的一切指令。最後，在飛往拉斯維加斯注銷婚姻前，阿諾拉憤怒地質問道，「你就一句話都沒有嗎？你還是男人嗎？」他終于說了一句：「我能說什麼？上飛機吧。」阿諾拉搞錯了的是，富二代的軟弱并非「不是男人」，相反，精明算計，利益重于感情，這正是男人，太是男人了。
阿諾拉來到悲傷的最後階段：接受。影片從此刻開始，阿諾拉臉上便沒有了任何表情。
性别視角還可以從寡頭夫婦兩人的行為來分析。雖然他們出場時間不多，但出場時一直都是富二代的母親全權負責。在阿諾拉試圖說明他們的婚姻是基于愛情時，她罵阿諾拉道：「你就是個妓女」（注：在美國，脫衣舞女和妓女是不同的，前者是合法工作，不出賣身體），阿諾拉回：「那你有一個娶了妓女的兒子」，從頭到尾沒有說話的父親大笑起來。做事的是女性，挨罵的也是女性：做得越多，抱怨越多；抱怨越多，越被讨厭，挨罵越多。連寡頭家庭都不例外。
...這部電影更為深刻的地方在于其階級性。它鮮明地刻畫了三個階級：窮奢極欲的資産階級，欺下媚上的中層管理小資産階級，被剝削但團結的無産階級。
紙醉金迷的資産階級自不用多說，富二代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遊戲、喝酒、吸毒、性愛——他甚至不知道如何享受性愛，隻會前後快速抽動，是阿諾拉引導他如何有更好的體驗。馬克思說，「作為資本家，他隻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我對他們沒有羨慕，隻有厭惡和憐憫，他們是沒有人性的蠢豬。
小資産階級中層管理Toros則比較複雜。Toros在影片中出場時正參加他孩子的洗禮，接到寡頭的短信後，他隻能中途離開。他對阿諾拉說，「（富二代）不僅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我從他小時候就在照顧他，他卻給我帶來這樣的麻煩！」在滿城找不到富二代後，他瘋了一樣地拿着富二代的照片滿餐館問，而被路人驅趕後，他就地爆發：「你們這些年輕人從來不知道好好工作！整天就知道Tik Tok, Instagram, Tik Tok, Instagram … 」這一幕在苦大仇深的尋人之旅中格外搞笑，也尤其諷刺。Toros的可憐在于，他的一直的努力工作，在一個混蛋放縱富二代的随機行為下是如此不堪一擊。為了維持他的工作，即使是從自己孩子的洗禮中離開，即使他的弟弟，同時也是下級Garnick在被阿諾拉踢得腦震蕩，他都根本無心顧及，以至于Garnick抱怨說，「你關心那家人甚于關心你自己的弟弟」。這就是小資産階級的悲劇性：承受着資本家的剝削，有着随時（因為不受自己控制的偶然事件，但同時也是必然地）破産的危險，卻拼命工作，幻想着自己能維持甚至「階級躍遷」成為剝削階級。
無産階級在電影中卻顯得非常亮眼的。與傳統的打打殺殺、勾心鬥角的底層内鬥的故事不同，該片中的無産階級展現出了令人驚喜的堅韌與團結。在經理不準阿諾拉請假時，她說，「你給我交社保和養老金我就聽你的」；當阿諾拉回到夜總會，拉開各個包間的門尋找丈夫，她的同事們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還熱情地跟她打招呼（當然，這更多是一個笑點）。Toros的另一個手下Igor——光頭、一臉兇相，影視劇裡經典的俄羅斯黑幫打手形象——其實是全片草蛇灰線的伏筆。導演給這位配角的鏡頭多到反常：在最初闖入阿諾拉與富二代的家時，Igor很尴尬地和阿諾拉打了個招呼，仿佛在說，「雖然我們是對立面，但我也就是個打工的」；一行人開車找富二代的路上，Igor為之前的肢體沖突向阿諾拉道歉；而在阿諾拉爆發憤怒，對女寡頭說，她要找離婚律師分寡頭家一半的财産時，Igor直接憋不住笑了（可惜現實的是，富二代的錢都是父母的，他在美國并沒有任何财産可分）；在結婚注銷之後，Igor甚至冒着丢掉工作的風險，站出來跟寡頭一家說，富二代應該給阿諾拉一個道歉。
一切結束之後，Igor開車送阿諾拉回到她結婚前住的小公寓樓下，他喊住了起身離開的阿諾拉，摸出了他從寡頭一家那裡偷來的、富二代和阿諾拉的婚戒。阿諾拉攀到駕駛座前，似乎打算通過性來完成對Igor的報答。但Igor隻是緊緊抓住阿諾拉的雙臂，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試圖尋求一些真正的交流。阿諾拉開始哭泣，窗外是紐約的漫天大雪。
這部影片裡沒有任何真正的愛情，到最後也沒有，隻有兩個被剝削者的相互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