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學期的課堂接觸了一些身份認同和共同體的理論，所以現在我看到這類以移民生活為題材的電影，立刻就會拿出認同危機之類的公式硬往裡套——然而片中的兩位主人公果真遭遇了身份認同危機，并且嘗試融入嶄新的社會環境中嗎？
首要的問題在于，我們該如何界定“融入”？是通過經濟上的成功跻身香港中産甚至上流社會？是在語言、文化和日常生活習慣上與普通香港本地居民别無二緻？還是在心理上形成真正的歸屬感？李翹掩蓋自己的大陸身份，從不用普通話交流，全力以赴謀求經濟利益，似乎無論從其中哪一個角度講，李翹都确實在嘗試“融入”香港社會，但這并不意味着她遭遇了危機——因為所謂“危機”，意味着一種近乎崩潰的緊急狀态，而李翹是在主動與環境互動，以期重新塑造新的身份。
黎小軍則更無身份危機的問題，他的身份認同非常穩固：我是小婷的未婚夫，我的目标是賺錢，然後衣錦還鄉結婚。他的問題不是“我是誰”“我如何融入”，而是如何順利在香港生存下來，完成目标。更進一步來說，黎小軍遭遇的危機和焦慮感的來源，起先主要是習慣和生存問題，後來則是與李翹出軌後對原有身份（小婷的未婚夫）的背叛感。
因此《甜蜜蜜》并非簡單地描繪了新移民因無法融入當地主流而産生的身份危機。片中的李翹通過主動的自我身份構建，借由經濟的成功，在物質層面上實現了表面的“融入”，卻付出了情感疏離和迷失自我的代價；而黎小軍則以一種十分頑固的姿态固守原有身份，反而與李翹形成了一種基于“非融入”的情感聯結。也許我們可以把他們之間這種近乎愛情（almost love）的同志（comrades）情誼，看作在主流的歸屬感之外創造出的一種臨時的、流動的共同體——但這個共同體始終是建立在黎小軍對小婷的背叛之上的。那麼，在他們與豹哥、與小婷的關系的映襯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人之間的這種“共同體”關系呢？
第一組關系：小軍&小婷——小軍&李翹
小婷在電影的中後期才登場，戲份不多，而且我總覺得她的腔調太“夾”，讓我有點不自在，不過她應該被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符号”。她是小軍的過去，是所有故事拉開帷幕前的前傳，他們之間的關系基于承諾和記憶，指向一個确定的未來：賺夠了錢，就回老家結婚。她是故鄉天津的化身，代表着一種傳統的、穩定的、可預期的、充滿人情味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裡，人的身份固定，責任清晰。小婷和小軍之間的感情就像傳統社會一樣是穩定的（至少是追求穩定的），但也可能因此而缺乏變化、新意和激情。
與之相比，小軍和李翹的情感關系則完全相反。它誕生在香港這個充滿變數和機遇的資本主義大都會，它不基于承諾，而基于當下瞬間共享的情感體驗。它當然不是安穩的，而是偶然的、脆弱的、充滿欲望的。
從這點來看，小軍對小婷的背叛就不僅僅限于個人道德問題了。在更深層上，小軍的背叛可以視作一種前現代的、基于承諾的身份，在現代都市之匿名性與流動性的沖擊下的瓦解，他與李翹的“同志情誼”，則是建立在這片廢墟之上的。這個小小共同體沒有過去作為根基，也看不到确定的未來——它隻擁有風雨飄搖的“現在”。
第二組關系：李翹&豹哥——李翹&小軍
我實在不喜歡曾志偉這位演員，但豹哥這個角色倒是很值得把玩一番。豹哥和李翹的關系注定是不平等的：前者是黑道大哥、是保護者，他為李翹施予庇護、金錢和安全感；後者則是依附者、接受者。豹哥對于李翹的感情也帶有濃重的江湖氣，他明白她的野心，包容她的過去，甚至不介意在大難臨頭主動勞燕分飛。這當然是動人的，但同時也出自一份通常隻有權力關系的上位者才能擺出的從容。在這段關系裡，李翹獲得了某種穩定感，她是“豹哥的女人”。這個身份或許不光彩，但至少是确定的，是被承認的；況且，二人之間也并非隻是逢場作戲。
而李翹和小軍之間的感情關系則建立在完全平等的關系上（甚至李翹可能比小軍更具有能動性一些，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的掙紮和痛苦），他們都是無依無靠的底層新移民，他們之間沒有權力的不平等關系，更多是相互幫助、相互取暖。豹哥能給李翹她想要的物質和安全，但黎軍能給她豹哥給不了的東西：受到完全理解的、沒有身份隔閡的共鳴。盡管來自一南一北，但他們都是大陸人，共享同樣的原始身份歸屬，同樣的社會曆史記憶，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文化符号（鄧麗君），甚至同一種夢想/欲望。
所以，李翹在小軍和豹哥之間的抉擇也不能簡單看做單純的情感和道德問題，而可以視為在“獲得安全但失去部分自我”與“保持完整自我但必須獨自面對風險”這兩種生存策略之間的選擇。
通過這兩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黎小軍和李翹之間的共同體是一個臨時的、流動的、純粹現代的共同體：
它是臨時的、羸弱的，因為缺乏過去的、自然的根基；
它是流動的，因為成員之間并不存在權力關系，而且追随着資本的流向而四處漂泊；
它是不道德的，建立在對小婷的背叛上，但也因此非常“現代”，因為現代性的前提（之一）就是對傳統人際關系的瓦解。
這個共同體的情感核心，既是“甜蜜蜜”的愛情，更是“同志”式的戰友情。它非常脆弱，卻又因為共同的漂泊感而堅韌。它不道德，但很真實。
如果說這個“共同體”是對舊有人倫關系的背叛，那麼電影最終選擇讓黎小軍和小婷分開，并安排黎李二人在紐約重逢，這是否意味着導演在價值判斷上，最終認可了這種誕生于現代漂泊經驗之上的“新倫理”？
的确，電影的結局充滿了偶然：黎小軍和李翹在龐大的紐約城，在無數張面孔之間，因為鄧麗君逝世的新聞，而駐足在同一家電器行的櫥窗前。這種極度戲劇化的偶然簡直如同天意降臨一般，它好像是在告訴觀衆，二人的情感聯結是如此深刻，不但超出了俗世的倫理道德判斷，而且仿佛已經成為了命定秩序的一部分。
但這個場景實在太過陰郁。當小軍和李翹重逢時，背景音是播放的是鄧麗君逝世的新聞，将這稱為一個時代的終結或許太過誇張，但對于影片來講确實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塑造出濃重的哀悼氛圍。在這種氛圍下，兩人相遇時的表情不是戀人久别重逢後的狂喜，而是混雜着驚異、疲憊、滄桑、混亂和一絲苦澀的笑——整個場景被一種巨大的失落感所籠罩。他們失去了故鄉，失去了伴侶，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那個承載着他們的最初夢想的香港。
黎小軍不再淳樸，眼神裡多了幾分迷茫和倦怠；李翹曆盡人生的跌宕起伏，最終又落回一無所有的境地。他們都是被時代浪潮反複捶打後的幸存者，他們的相遇不僅是戀人的重逢，也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消磨了銳氣的兩個幸存者的相互辨認。導演慷慨地贈予我們一個重逢的瞬間，卻吝啬地沒有給我們任何關于未來的承諾：兩個傷痕累累、精疲力盡的中年人，在又一個遙遠的他鄉，真的能創造一個“甜蜜蜜”的未來嗎？影片拒絕給予觀衆提供一個輕松圓滿的答案，反而将那份傷感與不确定性，永久地凝固在了那個瞬間——而我總是格外迷戀這些懸而未決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