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金斯伯格回憶說，當時社會對女性就業的歧視根深蒂固，所以家裡是女主内男主外。結婚生子後，女權運動重新興起，她也開始活躍起來，慢慢變成女主外男主内。

聽完我不禁有些後怕：如果金斯伯格早出生十幾年，在一個更加壓抑的年代，她還能打破這些束縛嗎。這一疑問驅使我去探尋更多，于是我發現金斯伯格是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在她之前，還有桑德拉·奧康納。奧康納僅年長金斯伯格三歲，卻比她早約十年跻身最高法院——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裡根為争取女性選民而作出的政治承諾：任命首位女性大法官。

這讓我反複思考時代的微妙。當我們仰望金斯伯格、奧康納這樣的女性先驅時，往往首先驚歎于她們過人的才智與堅韌，感激她們為女性及少數群體權益開辟的道路。然而，這種贊頌背後，實則暗藏一種更加隐蔽的叙事陷阱：難道在美國建國兩百多年的曆史中，此前從未出現過足以擔任大法官的女性嗎？顯然，并非過去的女性不夠優秀，而是時代未曾給予她們展露的機會。

事實上，不僅是金斯伯格們推動了女性地位的提升，更是無數女性共同創造的時代浪潮托舉起了她們。如果沒有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女權運動，如果沒有女性選民凝聚而成的政治壓力，這樣的突破或許仍遙遙無期。時代的微妙就在此處昭然若揭——它不隻是幾位傑出曆史的獨白，而是一場無聲高歌的大合唱。

每一個人的選擇、每一次無聲的呼喊、每一份樸素的期待，都如同彙入江河的細流，在微不足道的積累中，形成改變的力量。時代的方向，不是少數人決定的潮汐，而是千萬人行動彙聚成的河流。而我們所有人都在其中流淌，被連接，也被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