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講講1962年的巴西電影《諾言》。影片由安塞爾莫·杜阿爾特執導，曾在第十五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金棕榈獎。
...影片主人公是一個叫“賽”的農民，他為了還願，背着一個大十字架與自己的妻子一起從故鄉到州府。然而在州府的教堂，那裡的教士卻拒絕了賽要将大十字架獻給他們的請求，原因是教士覺得賽所信奉的是某種異端邪說。賽因此被困在教堂外的階梯上，故事也逐漸發展成一場鬧劇。
...《諾言》這部影片所要表達和批判的東西很多。其中對主流的宗教勢力的批判是影片的核心。
影片開頭通過多個場景展現了當時巴西的社會風貌，也間接暗示了主角賽生活的艱辛和貧困。在這種環境下，宗教無疑成為了撫慰人心的工具。
賽無疑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為了向神表示感謝，他背着一個大十字架，從自己所居住的村莊走到了州府。但他的信仰和願望卻遭到了教士的反對——這反應出了教士的傲慢與迂腐：他隻将官方的、主流的宗教學說視為正道，而民間信仰卻被他視為異端。影片多次對教士進行仰拍，對賽進行俯拍，這反應出他們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同時這也在暗示，這個教士的迂腐、傲慢，可能并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宗教體系和上層階級所共有的問題。
...當衆人擡着神像進入教堂的時候，賽也在隊伍旁邊，一邊走，一邊仰視着那尊神像，這展現了他的虔誠。影片将神像的和賽仰視神像時的表情剪切在一起，神像被高高擡起，而人物卻在它之下，亦步亦趨地跟着它走，這顯示出了宗教對人的控制。但神像一直是面無表情的，是死物，而人物卻是有自己的表情的，是活的，也就是說，一個看上去很有威嚴的“死物”在控制着活物，這讓本片具有一定的魔幻色彩。
......影片生動揭示了部分媒體人貪婪成性、唯利是圖的特點，他們為了追逐新聞熱點，不惜對事件進行誇大其詞、添油加醋式的炒作，但他們卻并不在意主角的真實意願。這樣的一些媒體人，至今也依舊存在。
...他們甚至将塞包裝成可以拯救世人的“新耶稣”，對他進行炒作。但賽對此事并不知情。這些媒體人隻顧着自己的利益以及宣揚自己的政治觀點，而忽視了賽本人的困境與想法。而在這些媒體人的煽動下，很多不明真相的民衆在看過報紙後，都來到了教堂門口，來看這位“救世主”（從民衆的話語中也能看出，當時巴西的社會矛盾也極其尖銳）
...作為一部六十年代的巴西電影，《諾言》還展現了巴西的文化元素，包括宗教儀式——當賽到達州府的第二日，城裡正在舉行迎接神像進入教堂的儀式、民間信仰——當賽的驢子生病的時候，他找來了一個當地的巫師為其幫忙、民族音樂和歌舞——不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州府，有關歌舞的片段也是随處可見，片中的人物敲着鼓，歌唱着熱情、高昂且歡樂的歌曲，而舞者們也在這音樂的烘托下愉快地舞動着身軀。
...《諾言》還描繪了巴西社會中的諸多小人物。除了主角賽外，還包括默默無聞的小詩人、舞者、小酒館老闆、底層黑人、步入中年的婦女等等，影片通過對這些人的刻畫，展現了巴西社會的多元面貌和較為複雜的社會生态。盡管影片的主要場景非常有限，但這些限制的空間反而強化了角色間的行為沖突與社會互動。
影片一開始，教堂附近的群衆對賽的态度要麼是嘲諷要麼是單純的看熱鬧。而在媒體的煽動下，教堂外的人也是越來越多。而伴随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群衆被賽的固執和堅定所打動，并跟他站到了一起。這個時候，賽不再隻是一個要去教堂還願的農民，而是不自覺地成為了一個抗争者，一個底層民衆與教會和上層階級作鬥争的核心人物。
影片最後賦予了賽抗争意識——他意識到一味的哀求并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賽首次嘗試反抗，是他舉着手中的大十字架，準備沖進教堂，并連續沖擊了兩次，然而這并沒有取得成功。
賽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反抗，是幾個政府官員要将他帶走，而堅信自己沒有錯的賽丢下了大十字架，拿出一把小刀，準備與對方拼命。這也是放棄宗教，真正開始抗争的表現。然而賽并沒有反抗成功，還失去了生命。一個虔誠的教徒，被自己的宗教信仰背叛了。
...不過，賽的犧牲也讓教堂門口的普通民衆醒悟了。人們将賽的屍體放在他的大十字架上，向教堂大門沖撞而去。此時，抗争的主體不再隻是一個人，而是全體的人民群衆。
...而這一次，人民群衆的團結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終于沖進了教堂。賽盡管已經犧牲，但他也成為了某種精神象征。
此處的背景音樂為巴西的民間音樂，這音樂極大的烘托了現場的氛圍，同時也在暗示着人民群衆的勝利。在這音樂聲中還夾雜着鐘聲，似乎是在為宗教勢力和上層階級敲響喪鐘。
...《諾言》是巴西電影史上一部極其重要的電影，它的手法上沒有後來巴西新浪潮那麼先鋒，但對巴西社會的批判、對巴西文化的反應以及對巴西底層民衆的刻畫也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