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斯本丸沉沒，和我有什麼關系？
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去了解一個，被美國潛艇擊沉的、裝滿英國戰俘的日本船隻？僅僅隻因為它沉沒在了中國海域？
這是我在電影前半段一直在想的問題，雖然我理性告訴我這麼想是很不“國際人道主義”的，但确實壓抑不住。這個念頭就像一個裝滿空氣的塑料袋被壓入水中，不受控制地一點點往外吐着泡泡。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完電影簡介後也是如此想的——可能不少人看完之後依舊這麼想。他們會覺得自己花了幾十塊錢的電影票在大銀幕上看了部紀錄片（或者是拙劣動畫片，粗糙的3D建模帶上來回拉扯的運鏡），可以說搬到中央九套也毫無違和感。
英國是火燒圓明園、強占香港百年的帝國主義，日本是全面侵華、血海深仇的軍國主義，美國更是當下貿易限制、技術封鎖的頭号勁敵。如狼似虎，非我族類，必居異心。三者相殘無非是新強盜、舊強盜、未來強盜的内讧，狗咬狗一嘴毛。
更何況，三個當事國都對此不做評價、不做宣傳，我們又往裡面摻合什麼呢？即使是在事件發生時，在英國也隻是“見諸報端舉國皆驚”，外務部“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日方對于“蓄意抹黑表示抗議”。如今更是無人記起，正如開頭采訪時兩位英國小朋友的靈魂發問：“你們為什麼大老遠過來，打聽一艘已經沉沒的船呢？”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了解裡斯本丸？了解一個與我們完全無關的、逐漸隐于曆史中的事件。
因為大家都是人。
那988名幸存者、828名遇難者、255名漁民、數名潛艇美軍，都是和你我一樣的人。用任何一個災難都可以套用的一句公式就是：“這不是一場有着1816名受害者的災難，而是一場災難發生了1816遍。” 很多災難片都在以各種角度地反複诠釋這句話，甚至聽起來有點像班主任在課堂時的詭辯——你一個人耽誤1分鐘就耽誤了全班45分鐘。但在這種場景下，這句話是絕對正确的。
當一艘船沉入海底，當一個人成了謎。對每個受害者的家庭，這份災難都是實打實的痛苦。這裡面有苦苦等待的香港愛人，有從報紙中尋覓全家福的嬰孩，有珍藏七十年布娃娃的女兒，有在沉船三年後收到兒子最後一封信的母親，當然還有後半生飽受PTSD折磨的當事人。
随着一封封信件、照片、遺物、語音逐漸鋪開，将曆史文件中的數字漸漸複原。你不再覺得他們隻是抽象的“帝國主義派來殖民的士兵”這一标簽，而是一個個血肉之軀，可能剛與本地姑娘墜入愛河，可能抱着同期參軍的老鄉屍體失神，可能在最後的信件中對幼弟寫下欲說還休的字句。他們可能是無線電愛好者、牙科醫生、語言學研究員、或者其他什麼職業，有着其他什麼愛好、興趣、社會關系。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同樣豐滿而充實的個體。一如你我。
因為無關陣營、立場，無關所接受的教育、宗教或意識形态，大家身上都同樣閃爍着屬于人類的光輝。有在危機關頭，挺身安撫恐慌情緒的領袖；有将救生圈給予同伴，自己溺死的隊長；有明知兇多吉少也出面交涉的翻譯；有面對武裝威脅前赴後繼的勇士；有知曉自己釀成悲劇悔恨終身的士兵；有奮勇救人、不顧生死的村民；有偷偷藏匿戰俘，送水送飯的少女...
抛開社會角色所賦予個體的标簽，所體現的都是人類本性中所共識的黃金精神，人類彼此相殘厮殺卻依舊存續至今，正是這些跨越民族語言意識的良善，在縫補着破爛的世界。它們并不複雜，也并非獨屬于某些人群——比受諸如血統、民族、膚色、受教育程度的劃分——“有人落水了，我們要去救他們”，極為簡單的判斷，僅此而已。
再說回标題，為什麼我們要關心裡斯本丸？還可能是因為關注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雖然這幾年新聞和傳媒已經人人喊打了，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關注本身的力量。幸存者的口述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細節：在戰俘落水後，日軍仍然在舉槍射殺他們。但當中國漁民介入開始營救落水者時，日軍反而也開始救人了。這名幸存者的猜測是，當日軍發現有第三方關注到時，便害怕自己的罪行曝光到全世界，從而開始營救戰俘。很戲劇性的反應。
儒家說君子慎獨，是說君子會在即使獨處時也時刻保持自身品德，可見對于一般人慎獨是很難做到的事。正因如此，來自外部的關注與系統的監督才顯得無比重要。
在對日本當事方采訪時，船長的後代小心翼翼地對着鏡頭斟酌用詞。“父親隻是一名平民船長不得不服從軍方命令”，“在日本文化中，提出不同意見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他在鏡頭前局促不安，竭力想要證明自己父親當年行為的無奈和受脅迫。顯然，他很清楚父親當時的行為給受害者帶來了多麼深重的痛苦——但前提是在鏡頭之前。正是這幫來自中國的不近人情的相機鏡頭，讓酷行的施暴者（的後人）開始尴尬地替自己的罪行開脫。如果沒有這幫來自事件第三方的執着的制作團隊，他們會在深夜時反思自己的行為嗎？我深表懷疑。美國士兵在按下魚雷按鈕時本以為對方隻是普通的載貨輪船（船上并沒有懸挂戰俘标識）但待知曉實情後對受害者失聲痛哭表示忏悔。而在日本文化中，可能對自我罪行的忏悔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吧。
最後，感謝制作團隊帶來的作品，很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