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時代》：這部“元電影”，到底在講什麼？

近日，電影《狂野時代》上映，口碑引發兩極争議。喜歡的觀衆驚歎于它奇崛的想象力；不喜歡的觀衆則認為是浪費時間。如何理解這部有些不一樣的院線電影？

自2015年《路邊野餐》橫空出世，來自貴州凱裡的年輕人畢贛便成為備受國内外電影界關注的作者導演。充滿詩性的視聽美學、陰郁潮濕的氣質、鬼魅混沌的時空，該片展露的種種特質讓衆多影迷、學者迫不及待地将其放置于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詩電影”的坐标系中（畢贛本人也是塔可夫斯基的擁趸）。2018年底，畢贛推出了第二部長片《地球最後的夜晚》，這部獲得巨額投資、制作成本翻倍的電影既承接了畢贛對于時間和夢境的探索，也延續了其超現實的風格化表達。然而，将“一吻跨年”作為核心營銷賣點的《地球最後的夜晚》一經上映便被鋪天蓋地的質疑聲淹沒，口碑和票房急轉直下。當畢贛不得不直面大量不屬于自己作品的觀衆時，他的困境與無奈才得到真正地顯現。

時隔七年，畢贛攜新片《狂野時代》來到了第7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這部由易烊千玺、李庚希、舒淇、趙又廷、黃覺等一衆明星出演的作品将主角設置為“電影怪獸”，似有窮盡電影之本真的野心。國際獎項的認可難掩主流院線的失落，盡管《狂野時代》在個人表達上做出了諸多調整甚或妥協，但此片在國内的兩極化口碑仍未改變藝術影片在電影市場的尴尬處境。與此同時，評論界對于畢贛創作力退化的批評聲也愈加尖銳，也許，相較于如何收獲更多影迷，畢贛如今面臨的更緊要的問題，是如何留住曾經的觀衆。

撰文｜回答

在時間中遊蕩畢贛的電影母題

相信最初與《路邊野餐》産生共鳴的觀衆，無一不被其情感、記憶、夢境的稠密和混雜打動。專注于對時間本體的探索與表達是畢贛電影最具作者性的體現。從具象化的表盤、輪胎、火車、瀑布，到以圓周為軌迹的鏡頭運動，再到人物超出現實邏輯的遭遇，在時間一層層的拆解與重塑中，畢贛創造了一個過去、現在和未來于同一平面共處、交織、纏繞的場域。畢贛作品的時間觀念源于《金剛經》裡的三句話：“現在之心不可得，過去之心不可得，未來之心不可得”，即時間難以被精确記錄，也不能被清晰劃分，如一條首尾相連、綿延流動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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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邊野餐》虛構的河畔小鎮蕩麥，畢贛用一段42分鐘的長鏡頭表現了主人公陳升與亡妻、侄子等人的相遇，他們處在與陳升相對的過往、當下和未來，卻在一個完整的鏡頭裡悉數出現，與陳升的生命産生宿命般的交織。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中，長鏡頭經常被用來記錄完整的物理時間，而畢贛卻在一個鏡頭裡創造超維的時間軸，讓時間掙脫物質現實的約束。在這個兼具現實感與奇幻感的時空裡，陳升由尋找他人轉為與自我相逢，影片的情感張力與内在情緒不斷翻騰，物理時空發生的事件越失真，角色的内心情感就越深沉。而對于影片裡的人物來說，隻有成為自由綿延的時間的一部分，才能掙脫時間的囚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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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夢境與記憶向前漫遊，《地球最後的夜晚》将十二年前、十二年後以及主人公羅纮武的夢境三個時空交叉演繹。在長達70分鐘的夢境段落，畢贛使用3D長鏡頭創造了頗具沉浸感的奇幻之旅，讓觀衆吸收記憶與情緒的碎片，與無盡的時間一起存續。隻不過相較于前作，《地球最後的夜晚》過于依賴理性與邏輯的設計，使得記憶與夢境有了較為清晰的對位關系，編碼—解碼的遊戲破壞了混沌的體驗，浪漫和詩意便瀕于消散。

基于時間的母題，《狂野時代》表現了五個迥然不同的感官夢境，“大她者”（舒淇飾）與“迷魂者”（易烊千玺飾）在五個夢境中展開了一場跨越虛幻與現實的追索。與前兩部電影相比，《狂野時代》的突破在于時間的維度不再圍繞某個人物的意識世界向外擴散，而是以一百多年的電影史作軸，為夢的通道設置了清晰的開端和結尾。在160分鐘的電影時間裡，清末、民國、六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及千禧年前夜這些具有标識性的曆史片段沿着線性的時間進程一一展開，帶我們遊走于電影與20世紀中國交錯的片刻。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曆史時期在影片中隻作為人物活動的物質時空存在，幾乎不承載社會曆史層面的表達，導演真正在乎的是人與世界、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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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電影的叙事主體由夢境構成，但每個夢境之間清晰地劃分、排布又時常讓觀衆從夢的間隙中抽離。為了展示不同形态的電影語言，畢贛慣用的極端長鏡頭隻在第五部分使用，而其他夢境則基本被連續性剪輯切割。叙事内容的膨脹、叙事效率的提升雖然增強了故事的戲劇性與通俗性，卻犧牲了持續的銀幕時間，使後者被禁锢為組織故事的工具。在每一個夢境結束的時候，融化的蠟像、“大她者”的旁白總會提示我們時間的消逝，但這種時空的感知是以符号和語言的方式強加給觀衆的。當觀衆喪失了與時間共存、延長感知的切身體驗，電影便難以出現魔幻與現實劃出的高光。

在一鏡到底的第五部分，畢贛在一場衆多觀衆觀看露天電影的場景中運用了延時攝影的手法，幕布前的觀衆以幾十倍的速度運動，幕布上的《水澆園丁》（1985）以正常的速度放映，畫框内外流動的兩層時間産生了巨大的對比，對應着現實世界的易逝與電影或夢境的永恒。然而，這種超維度的時空架構仍然是基于理性的精心設置，它不僅切斷了直覺性的影像流動，也無法喚醒觀衆的生命體驗，使後者距離“那些已然逝去或尚未擁有的時間”越來越遠。

畢贛曾在采訪中強調：“電影是一門需要持續觀看的藝術”，分散的叙事文本隻有同持續的時空産生交互才能産生獨一無二的夢幻效果。如果說前作中的時間是人物不曾意識到卻始終被裹挾的力量，那麼在《狂野時代》裡，時間則變成了一種可閱讀、可辨認、可拆解的結構；它仍然關乎夢與記憶，但更強調觀念層面的表達。面對創作路徑上的分岔，如何在拓寬新的創作路徑的同時找回時間與情緒的呼吸，已成為擺在導演畢贛面前的新課題。

不徹底的“情動機器”這部“元電影”有何不同

在第7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22部入圍影片裡，一共出現了四部“關于電影的電影”，除被冠以“獻給電影的情書”的《狂野時代》，還有來自歐美國家的《新浪潮》《共和國之鷹》與《情感價值》。此類影片被稱為“元電影”或“反身性電影”，它們旨在以非常規的叙事視角與美學形式展現電影創作、電影媒介或電影人的故事，試圖為觀衆揭露電影的構造、規則或技巧。在“電影已死”的聲音甚嚣塵上的今天，“元電影”的風潮既映射着創作者和觀衆複雜的迷影情結，也召喚着電影對于叙說自身的渴望。

如果說經典好萊塢時期的“元電影”佳作《日落大道》（1950）《雨中曲》（1952）等還囿于傳統的透明叙事機制，不忍打破幕布後的“第四堵牆”，那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代表作《八部半》（1963）《東風》（1970）等則更傾向于将電影媒介暴露在觀衆面前，模糊電影與現實的邊界。然而，畢贛想做的不止于此，在刻意安置了衆多電影史的符号之外，他還希望賦予《狂野時代》物質化的實體，讓電影獲得完全的主體性，擁有袒露自我的可能，而承載它的介質就是“迷魂者”的大腦與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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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電影的五個故事/夢境才能用“五感”——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一一對應，最後落到靈魂，實現五者的通感。進入《狂野時代》的密碼，便是在“電影身體”裡調動自己的具身感知，與它同頻共振。無論是“聽覺”篇低語、水滴、火車轟鳴等各種聲音的誇張、放大，還是“觸覺”篇長鏡頭在主客觀視角的任意切換，抑或是全片橫移鏡頭的自由運動與焦點的肆意遊移，電影内部的形态、元素可以任意變換，甚至以雜耍的方式呈現，因為那是電影自我主觀意識的外化。

《狂野時代》的矛盾與割裂同樣在此。縱觀整部影片，電影作為情動機器的主體性時而在場，時而消隐，“電影身體”與觀衆身體的互動在很多時候是關閉的。在“味覺”篇、“嗅覺”篇與“觸覺”篇，電影機器的感觸經驗被簡化為關于這些感官的故事，例如品嘗苦楚的滋味、嗅聞燒焦的信封、親吻将死的愛人。電影一旦退回到客觀講述者的位置，便失去了喚醒和豐富觀衆具身體驗的特性。我們固然可以調動自身的現實經驗與銀幕裡的人物共情，但那僅僅是客觀文本給我們帶來的心理感受。

另一方面，同很多“元電影”相似，為了突出對電影本體的探索，《狂野時代》過分依賴對電影史的指涉。從“迷魂者”諾斯費拉圖的造型、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美術裝置，到《火車進站》（1895）《上海小姐》（1947）的影像模拟，甚至是電影“前身”詭盤道具的變形再現，《狂野時代》堆積的模仿與緻敬使影片陷入一場“電影考古學”的狂歡，仿佛我們不是在和電影分享共同的夢境，而是在跟随一個敬業的導遊追思電影的發展曆程。畢贛本想讓昏昏欲睡的“電影怪獸”從文本中脫身，獲得感官與意識，卻又無法放棄自己對經典影像與符号的迷戀。搖擺于這種張力，《狂野時代》在被識别、比對與回想中，喪失了本該狂野的一面。

演奏夢境與執着《狂野時代》的電影哲思

有評論認為：“夢境對畢贛來說意味着在追尋中重構一種時間、重逢失去之人，在前兩部中是母親和愛人，在這裡則是流散的電影觀衆、失落的觀影文化。”角色的執念是畢贛電影叙事的驅動器，夢境和記憶的背後，總是纏繞着人物苦于解開的郁結。在《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後的夜晚》裡，陳升與羅纮武執着于未完成的情感，而在《狂野時代》，對于夢本身的執念被推向銀幕的最前端。

《狂野時代》的創作初衷源于畢贛對“人如何理解世界”的思考。影片設定在一個夢境消失的世界，唯有一群“迷魂者”願意放棄生命來做夢。人和夢的關系究竟是什麼？為了解開這個謎題，象征理性與秩序的“大她者”進入電影内部，企圖挖掘夢的奧秘。禅宗理念的融入為《狂野時代》的探夢之旅增添了一層哲學的意味，影片六大篇章的結構援引自佛教概念六根六識，即眼、耳、鼻、舌、身、意，每一部分都講述了一個關于執念和解脫的故事：還俗的僧侶對亡父的愧疚，小女孩與老爺子對至親的思念，阿波羅和吸血鬼對自由和愛情的渴求……在獲得解脫的過程中，人物的感官逐一關閉，“迷魂者”最後的化身迎來了死亡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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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紀末電影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便有人引用“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這句佛經名論來描述初遇電影的感想，與一個世紀後的《狂野時代》形成了奇異的回聲。表象會變化、破碎，也會被情緒與記憶改寫，凡是清晰、固定、可把握的現實，其實随時在變換、消散、重構。隻有像“迷魂者”那樣在夢境、記憶與想象的流動中體驗生命，電影才有可能在将死時煥發新生。

影片最後，許多閃着光亮的觀衆走進城堡般的蠟燭劇院，參加電影的告别儀式；随着“劇終”的字幕緩緩浮現，他們慢慢融化消失，劇院也逐漸燃燒殆盡。面對當下觀衆不斷離開影院的現實，導演用這一夢幻般的場景寄托自己的眷戀和哀思。然而，縱觀全片，在這個媒介爆炸的“後電影時代”，耗費如此多篇幅回望電影的曆史、歌頌電影的魅力，是否真的能為它開辟新的生長空間？當《無熊之境》的導演賈法·帕納西一再呈現影像在殘酷現實面前的無力時，攝影機追求自由的勇氣反而變得更清晰，更無法替代。也許我們需要在一個更高的層面理解電影的力量，至少不将它視作某種必須被拯救的舊媒介。

好在畢贛給出的回答是深刻而清晰的：隻要人類仍渴望感知世界、追問生命、與他人共享夢境，電影便會在不斷變化的形态中延續自身，不以劇院的存亡為限，也不以媒介的更替為終。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回答；編輯：走走；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