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熟識布魯諾·杜蒙那浸透北方陰郁與存在荒誕影像的觀衆,《法蘭西》的開場便是一次精準的伏擊。沒有預兆,沒有鋪墊,蕾雅·賽杜那張被過度修飾、如同精緻面具的臉龐,被一個突兀的推鏡頭粗暴地塞滿整個畫框。她正對着鏡頭(電視鏡頭?電影鏡頭?觀衆的眼睛?)播報新聞,嘴角挂着職業化的弧度,眼神卻空洞地懸浮于腳本之上。這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介紹角色”,而是一次赤裸的、近乎病理學标本的展示——展示一種名為“France de Meurs”的媒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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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過往作品中那些非職業演員身上迸發的原始生命力,在此被刻意置換。賽杜,這位星光熠熠的“明星”,其存在本身即構成第一重悖論。她過于“完美”的容顔與職業(電視明星記者),在杜蒙粗粝、拒絕美化的影像語境中,天然散發着不協調的、人造物的氣息。觀衆被置于一個矛盾的位置:既是新聞的接收者,又是這具“媒介肉身”的審視者。她的每一次播報,每一次在災難現場(無論是真實的戰火還是精心策劃的公關秀)強擠出的“共情”淚光,都因其表演性過于昭彰而令人坐立難安。杜蒙拒絕提供理解的“入口”,他迫使你直面這層表演的薄冰,并預感其下深不可測的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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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對“情境”的建構,向來是抽離情感鋪墊、直指行為核心的。《法蘭西》延續了這種冷酷的效率,卻注入了媒介時代的異化。法蘭西遭遇的“事故”——那場荒誕離奇的車禍,鏡頭以一種近乎旁觀監控錄像的冷靜記錄下撞擊的瞬間。沒有悲憫的慢鏡頭,沒有渲染痛苦的配樂,隻有金屬扭曲的噪音和随後死一般的寂靜。這突如其來的暴力,與其說是對角色肉體的傷害,不如說是對她精心構築的“名人-記者”雙重身份的第一次猛烈鑿擊。情境的“真實性”在此被粗暴打斷,觀衆與法蘭西一同墜入眩暈的裂隙。

然而,杜蒙的殘酷遠不止于此。他讓法蘭西的“康複”與“回歸”本身,成為一場盛大的、由鏡頭和公關團隊共謀的表演。攝像機貪婪地捕捉她脆弱的神态(精心設計的角度和光線),助理在一旁低聲提示“表情再悲傷一點”。重返戰區的段落更是将這種荒誕推向極緻:硝煙尚未散盡的廢墟是真實的背景闆,而法蘭西的采訪、她的眼淚、她與傷者的“互動”,則在導演(片中導演,亦是杜蒙的化身?)的調度下,被編排成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新聞戲劇”。真實的苦難淪為表演的道具,而表演本身則被包裝成“真實”的新聞輸出。杜蒙撕開了媒介生産“真實感”的運作機制,讓觀衆目睹情感如何被萃取、包裝、販賣。情境的“真實”基礎,在雙重鏡頭(片中攝像機與杜蒙的攝影機)的凝視下,徹底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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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标志性的“間離”手法在此達到了新的強度。他頻繁使用突兀的推拉鏡頭,粗暴地打斷叙事流,将觀衆猛地拉近或推離法蘭西那張臉。這些鏡頭并非服務于傳統的情感渲染,而是像手術刀般解剖着表情的紋理,逼迫我們辨識那精緻妝容下是真情流露,還是肌肉記憶下的職業化反應?當法蘭西在豪宅中崩潰痛哭,鏡頭卻以一種近乎冷漠的固定機位、全景框住她蜷縮在地毯上的身影,拒絕提供廉價的共情。觀衆被剝奪了沉浸式代入的可能,被迫成為冷靜(甚至冷酷)的觀察者,評估這場崩潰本身是否也是她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是應激反應,還是一種無意識的、用以填補内在空洞的表演?

影片中段,法蘭西試圖逃離鏡頭與名聲的圍獵,遁入阿爾卑斯山區的甯靜。這看似是杜蒙式“歸返土地”主題的回響,卻再次被颠覆。山區居民并非《人之子》裡那些承載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他們的眼神同樣空洞,交流同樣充滿令人窒息的停頓與錯位。法蘭西的“融入”嘗試顯得笨拙而徒勞。杜蒙在此揭示的,是一種更深層的隔絕:當個體被媒介徹底異化,連“歸隐”本身也可能淪為一場自欺欺人的内心戲。所謂的“真實生活”,對法蘭西而言,已然是遙不可及的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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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核心的颠覆,在于其對“救贖”的徹底消解。那個闖入法蘭西生活的“普通人”路易,起初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杜蒙很快撕碎了這廉價的幻想。路易的身份(記者?粉絲?投機者?)暧昧不明,其動機在反複的背叛與回歸中模糊不清。最終那場在豪華餐廳的暴力沖突,路易歇斯底裡地揭露法蘭西的“虛假”,其場景本身卻因過度戲劇化而顯得荒誕不經。誰是受害者?誰是施暴者?真實與表演的界限在相互的撕咬中徹底崩壞。法蘭西最後的微笑,在鎂光燈下重新綻放,那絕非頓悟後的平靜,而是絕望的沉淪——她終于徹底擁抱了那個作為媒介符号的“法蘭西”,将空洞的内核用更堅硬的表演外殼焊接封死。杜蒙沒有提供出口,他讓觀衆目睹一個靈魂如何在媒介的鏡廳中被無限反射、最終迷失于自身影像的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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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Inrockuptibles》

因此,《法蘭西》絕非一部關于名人困境的通俗劇。它是布魯諾·杜蒙對當代媒介社會進行的一次殘酷解剖。他通過蕾雅·賽杜這張既是武器又是祭品的明星面孔,将新聞生産、名人文化、情感消費的共謀關系暴露在無影燈下。每一個精心設計的鏡頭運動,每一處令人不适的沉默,每一次對“真實感”的刻意操弄與戳破,都在強化一個命題:在影像泛濫的時代,“真實”或許已成為最昂貴的奢侈品,而“表演”則是我們賴以呼吸的、有毒的空氣。觀衆離場時感受到的并非愉悅或感動,而是一種被精準冒犯後的清醒——這清醒,正是杜蒙為這個沉溺于鏡中幻影的時代,開出的一劑苦澀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