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好東西》散場時，一個急匆匆的身影沖了過來，目光在我和男友身上遊移了一下，對着我問道：
“那個不好意思，請問您有紙巾嗎？想借一下。”
“啊？我也沒帶。”
“呃……不好意思，我以為女生包裡都會帶紙……”那個男生說道。
我頓時尴尬，還好男友解了圍，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紙，遞了過去。
想到剛看完的電影是《好東西》，我們對視一眼，不禁覺得滑稽。
“我倆不符合刻闆印象了啊！”
“懂了，鐵梅竟在我身邊！”
《好東西》裡，王鐵梅在離婚前有一個“男主内，女主外”的不符合傳統刻闆印象的家庭，身為妻子的她是在外奔波的名記者，丈夫待業在家照顧孩子、打掃做飯。但随着觀影的進行，身為觀衆的我不禁發出疑問：
待業在家，甘做小男人的“前夫哥”真的是“全職媽媽”的性轉版本，承擔起所有傳統的家庭責任了麼？
答案顯然易見：NO!
...鐵梅全面的家具維修操作、熟練的家務技能，以及小孩對“媽媽總是找老師”的不滿，都印證了“NO”的正确。可是，到底是哪裡出了錯，令男女經濟地位的互換也無法令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徹底倒置？還是說，其實不必完全倒置？
在直播中，鐵梅強勢帶貨的《她們不是唠叨，隻是受夠了》，似乎與她的生活完美匹配——有關非傳統性别分工，有關家庭勞作，有關育兒難題……
...和鐵梅相似，作者傑瑪·哈特莉也有着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結構。她的丈夫意外失業，不得不成為“全職爸爸”，但哈特莉發現，她仍需操心家中的一切，包括家務，她甚至感到比以前更累了。
“過去五小時，我很專注地工作，相信他會處理好家務，結果家裡不是變得有些亂而已，而是簡直像被炸彈轟炸過一樣。”哈特莉的丈夫在她工作期間，既沒有照顧孩子吃飯，也沒有打掃好衛生，而是等待她工作結束完成日常家務，好出門騎單車。當哈特莉提醒他需要吸塵時，他道歉說自己忽視了家務，然後忘記了需要吸塵，即使哈特莉有意将吸塵器放在他眼前。總而言之，哈特莉的丈夫不會主動做任何事，除非哈特莉耳提面命，不停催促。
也正是因此，她發現了家庭中的“情緒勞動”。
“情緒勞動無處不在，這是一種盡力照顧周圍的人，保證一切順利運行的工作，沒有報酬，而且經常不被看見。”
鐵梅總在照顧周圍的人，她照顧女兒，照顧鄰居小葉，照顧工作後輩，偶爾也需要照顧一下年下奶狗和幼稚前任。
但她是人而不是神，當她發現她其實根本沒有照顧好一切時，她崩潰了。
...問題是，誰又規定應該照顧好他們呢？
煩惱鐵梅的正是隐形的情緒勞動。她已經習慣操心一切，安排一切，因為家庭中的其他人不想操心，懶于安排。
哈特莉在書裡舉了個通俗的例子來解釋，為什麼這種不由自主的指揮是一種負擔。一些被褥放在樓梯最下層，而家庭中的丈夫直接忽視了它，沒有選擇挪開或者放進櫃子裡。因為“事不關己”且“如果有問題，老婆會開口。”妻子或許不用動手去做家務，可是，她的大腦卻還是需要時時刻刻思考家中還需要做什麼，這如何不叫人“心累”！
奇怪的是，這為什麼是妻子的責任呢？即使他們同樣在外工作，甚至丈夫已是一位“全職爸爸”？他是意識不到，還是不想注意？
2011年英國的一項調查表明，30%的男性會故意把家務搞砸，以免又被要求做重樣的家務，這其中，1/4的男性表示搞砸之後他們不會被要求做任何家務，3/5的男人表示搞砸之後他們隻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需要做家務。
當妻子抱怨他們眼裡沒活兒時，他們會說：“你不告訴我，我怎麼知道要做。”
要求他們去做時，又說：“你就是要求太高了，整天唠叨。”“地一點也不髒啊，不用拖。”“我看家裡挺幹淨的。”“為什麼不輕松點，随便過過呢？”
然而事實是，一旦生活稍有亂套，他們多半會皺眉歎氣，進而轉頭質問妻子，為何家裡一團糟。
...盡管現在無論男女都是工作中的牛馬，傳統的社會分工仍在影響着家庭生活，家務、育兒是爸爸的“加分項”，隻需偶爾洗個碗或者周末帶孩子出去玩，就能收獲“好爸爸”的美稱；而這些表現隻是媽媽的及格分，一切失誤都是“扣分項”，隻要孩子的頭發沒紮好或者某天将孩子獨自留在家中，“壞媽媽”的标簽就立即若隐若現。換而言之，隻有完美，媽媽才能獲得“沒有加分”的爸爸同等的評價。在電影中，小孩對着爸爸的邀功感到莫名其妙：“這不是爸爸該做的嗎？”
是啊，隻要做那些“應該做的”，爸爸就有了“好爸爸”的評選資格，就可以自誇自擂，因為他們即使不做，也“合情合理”。憑什麼媽媽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呢？
這并非較真。
畢竟在職場上，“女人不擅長這個”是縮減女性工作崗位的好理由，在家庭中，隻會在收到一句“男人都這樣，爸爸帶娃就是帶不好”後輕松做甩手掌櫃。
強大如鐵梅，也沒有徹底擺脫這些。
就像明明我沒有做錯事，在發現自己沒帶紙巾後，也會莫名其妙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為我被認為“應該帶紙”。
...或許真正要改變的，不是一些輕描淡寫的“幫助”，而是内心觀念的改變。
改變的開始，就是識别“無償家務勞動”或者說“情緒勞動”，主動承擔起情緒勞動。這将是十分漫長的旅程，但無論如何，我們正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