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與愛麗絲》以一段友情為連線，講述了兩個性格迥異女孩兒的青春轶事：其中一位有着酷似富江的鋒利外形，張揚跋扈敢想敢做；另一位女孩較之前者稍顯笨拙内斂，這跟其原生家庭所帶來的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總之在前者為愛編制謊言時，後者就已經在跟生活對線了，無關優劣，二者如二重身一般在彼此的故事裡分有了影像的強度與能量。我的意思是，在她們獨一無二的故事裡，彼此是不可缺席的，不失為一種主體性之現。
“花”的愛情故事實則是一場盛大的騙局，以至于兩男一女都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花構建了整個愛情謊言，愛麗絲選擇扮演“男主的前女友”，男主主動選擇了被欺騙。剝去被夢幻氤氲的陽光施魅了的“愛情”，我們能從整個謊言裡看到一種“被去勢的極端”——簡單來講就是，女主花是新的強迫者，男主是一張白紙像是今天的平成廢柴，這種男女的差異形象是為一種新的畸形。
小日子曆來有極端的傳統，抛去文化特色賦予他們獨一無二的“生死觀”不談，直至大島渚、園子溫一代，雖然他們努力在消解武士道精神、軍國主義中的“極端”成分，渴望在性與暴力的旋渦中提純出愛與聖潔，但從直觀上來說，他們的影像本體似乎并非脫離“極端”傳統。《花與愛麗絲》的題材不算新鮮，但這不是傻白甜女主愛上沙碧男主的故事，直觀來講，女性通過構造謊言強求愛情的手段确立了自身的主體性，而男主則是蒼白無力，盡管青春的懵懂與純粹喬飾了整個關系，仍不能掩飾它的畸形。
所以一旦這種控制慢慢失控（男主愛上愛麗絲）時，花勇敢地在男主面前痛苦坦白，這實則為一種告解——我們可以看到攝影機如神父之眼在凝視花的面部，隻不過此時電影中作為“神父”角色的男主确實在愛麗絲背後的，這種位置設計上的趣味颠倒也在不經意間透露了導演的反傳統風格。于角色來說，她願意展露源自愛的私心，忏悔自我的所作所為，真誠接受情感投射不可抗拒的無能，從中看到一種新的主體性生成。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女主還是導演，他們都在此抛掉了“源自傳統的原罪”。至于男主對女主的再示好，則是一種新的相遇在生成。
如果說“花”的故事是在作别過去，那麼“愛麗絲”的故事就是在面向未來，當然二者都是一個當下時的命題，而且後者的命題在前者的結尾就已經暗示過了。此種結構也昭示了文初提到的二者間不可缺席的關聯，這是整部影片的青春底色賦予的。
較之于張揚跋扈感想敢做的花，愛麗絲這個角色更多是失語的，無論是原生家庭分裂帶來的戕害，還是成人秩序（選秀）對前者個性的收編，都在将這個角色引向沉默。但正如在影片最後，明明是尋找攝像女主，而愛麗絲卻用一段舞蹈驚豔了全場，換來攝影師的關注一般，青春的本能在影像之中無限地湧出，這是年輕人對秩序的逆反。這種反叛是貫穿全局的，但它不曾抹殺愛與熱誠，久未見的離異父女用各自的方式表達生澀的愛意——那張在光學作用下，小人從彼此間距到相擁親吻的紙牌，女兒用生澀的中文對父親說出“我愛你”。這裡面有現實的距離，但是愛與情感展現了自身足以頗域的強度，細細來想，其中還有一種東方式的含蓄。顧左右而言他，不是不說，一切愛與熱烈盡在不言之中。
同樣，我們也見證了那在僵死的形式與結構的夾縫中湧現的能量，從開局到結束，所有花與愛麗絲的獨立雙人鏡頭，無不是攝像機在追随依靠着青春本能在陽光下肆意遊弋的二人，一切盡在不言之中。回到前者的話題，為什麼在一場攝像試鏡之中，愛麗絲卻用一段鮮活明麗的舞蹈驚豔全場（其實我們通過那個情節可以明顯看出，攝影師從一開始就隻是在觀察每個人的外形條件）？在這裡顯現出一種自然主義電影觀，影像之于現實的距離，從某方面來說，就像圖像之于影像的距離，這種距離與有限本身在将我們引向全新的生命。所以，兩位女主不必開口說話，僅需要無視攝像機的畫框，在世界之中遊弋、舞動，作為觀衆的我們自能被代入她們那生動鮮明的情緒世界，言及最後，隻能感歎一句——這就是淩駕于所有意識形态文本之上的電影。
在自由的視野與無休止的舞動中，我們得以窺見極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