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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 拉夫·迪亞茲

您的電影主要以其史詩跨度著名，涉處菲律賓飽含争議的曆史以及當代的問題。 對于《菲律賓暴力史》，您改編了 裡卡多李 的短篇小說和劇本 Servando Magdamag，置于1973-1974年馬科斯獨裁統治時期的黑暗篇章。 為什麼選擇這個文本？ 您是如何去構思和改編的？

對于這段時期的創作有太多的能說了。 我都不知道應該從何講起，然而這種感覺确是陰森和怪異的。 在此時的菲律賓，當我在回答你問題的此刻，我們這個的可悲的共和國的新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剛剛就職，他是已故獨裁者費迪南德·馬科斯的兒子。 費迪南德·馬科斯的強權壓迫性正是《菲律賓暴力史》的主題，正因如此，馬斯科的影子也變得陰魂不散。 正因為馬科斯在1973-1974年對菲律賓的強權扼殺得以讓他完全控制了整個國家，所以他兒子這次才能以如此驚人的票數獲勝選舉。

我十分喜愛 裡卡多李 的一部短篇故事 Servando Magdamag，這是一本用加祿語書寫而成的菲律賓經典之作。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日思夜夢，甚至一度掙紮的去接納它。 2019年我受邀去執導一部電視作品的時候我抓住了一個機會，當時我提議對此進行改編。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之時，李先生非常慷慨的寫了一個劇本并讓我自由的去改編，這也就是我後來創作這部影片的靈感來源。

以及您用多種方式去演繹了暴力的根源。

我更偏袒 Servando 的兄弟，Hector ，他在他們出生的時候就被棄送給别人，這自然也造就了他暗黑的天性，因此我給他增加了戲份。 我覺得我将赫克托和塞萬多并列一談，這樣一來有關暴力的論訴會更有效率，特别是讓不同的叙事上嵌入平行面。 同時他們卻又是完全關聯的——在這部電影裡，強加于人信仰的暴力，正如宗教淩駕之下的赫克托; 而強施的制度/意識形态，即是馬科斯與塞萬多對等的暴力。

在 Servando monzon III 日記中的西班牙語和不同對話與情境下的能聽到的語言，語言的多樣性看似在影片裡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您能解釋下為何這樣安排？

菲律賓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後來則成為了美利堅合衆國的殖民地，這也是西班牙語和英語在我們文化中重要占比的原因。 雖說菲律賓如今仍存多種語言和地域方言，但主要通用語是以加祿語和英語為主。 如果你仔細聽的話，還能聽到許多西班牙語的殘存。

在影片中出現的一些角色，如哲學家，三個盲人抑或是基督。 這是否算是調喚寓言的一種方式？

它們發生得像夢境一樣，在叙述中呈現不同的領域和層面，特别是在主角 Servando Monzon VI 的成長過程中。 它們可以隻是他的潛意識的一部分，同時也可以是真實存在的角色。 它們代表并将他的存在複雜化，表明他的存在不僅限于特定的感性世界，例如他顯而易見的封建環境。

導演、編劇、編輯、制片設計師，你還是攝影師。 黑白影像和燈光喚起了經典電影的感覺，遠離電視的氛圍。 你是如何構思的呢？

在拍攝期間，我一邊創作一邊知道自己正在制作電影，同時也知道自己需要以通俗或分集的方式将作品剪輯成電視版本。 我們以非常漫長和危險的方式進行制作（我們在疫情爆發前開始拍攝，然後在疫情高峰期間又進行了兩個拍攝周期）； 這些事情真的有助于我如何處理電影和看待電影。 這将是一次形式上的實驗； 電影版本将是黑白的，電視劇集将是彩色的，配有音軌。 我還在考慮製作一個三部分電影版本。

我們在您的電影中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演員，如Hazel Orencio或Bart Guingona。 還有John Lloyd Cruz，一個在電視和電影中都非常著名的演員，他扮演了主角，還有Agot Isidro，一個在電視連續劇中擁有較高知名度的演員和歌手。 你是如何選定這些演員的？

我選擇他們是基于他們的正直和政治立場。 他們非常關注我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 他們非常積極參與更大的文化事業和讨論。

您也是一位詩人、作家和作曲家，音樂在你的電影中經常扮演重要角色。 您是如何構思歌曲及其在叙事中的位置的？

我創作了歌曲《Malamig ang Hangin》（The Wind is Cold），這首歌被精神失常的女人Tiya Dencia不斷地重複唱着，成為她情感和心理的錨點。 這是一首充滿渴望、懷念和失落的旋律憂郁之歌，成為了她的生存意志。 重複的行為也像是一個深淵或惡性循環。 歌曲《Minsan pa sa Gunita》（Once More in My Memory）在我們再次看到班蘭達時聽到，她現在是一個共産主義者。 這首歌是由詩人/音樂家Chickoy Pura兩天前加入拍攝時創作和作曲的，他也作為革命者之一演出并親自演唱。 這是一首關于激烈背景下的愛情之歌。 最偉大的愛情歌曲是由革命者創作或演唱的，或者是在革命期間崛起的愛情之歌。

您将這部電影稱為“sine-nobela”（電影小說），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我将自己的作品或過程放入了一個背景之中。 正如我們現在都知道的那樣，他們總是将我的作品标簽為長篇電影、慢鏡頭電影，甚至是昏迷電影，那麼，為什麼不稱之為sine-nobela（電影小說）呢？ 我的作品實際上是像小說或長詩一樣自由地編寫的。 它們總是采用非傳統的結構、構架和叙事方式。

由 Nicolas Feodoroff 采訪

原文：https://fidmarseille.org/en/entretien-a-tale-of-filipino-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