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阿爾都塞的症候式解讀來分析這部電影，那就要找到文本裡的不可言說之物與那“不可見的問題域”中無法解答的問題——“明明必死無疑的姐姐為何會複活？”

這是一個消失了的問題，同樣也是影片沒有給出答案的問題，它表征了電影文本意識形态建構中的縫隙，即若想實現那結尾子輩雙膝跪地滿懷愧疚的道歉與父輩飽受委屈又高高在上的和解，就隻能以一種帶有（邏輯）缺陷的話語進行叙事（欺騙），而發現縫隙則意味着，明白故事中所帶來了的所有感動與和解，都是一種被構想的結果（也是電影作為意識形态機器的功效），它必定與真實相悖。因此，以一種迫害的方式（犧牲一方利益，拯救另一方）實現兩全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則是意識形态給人們帶來的終極幻想——以壓迫你的方式拯救你。

《唐山大地震》中的這種“迫害”既有天災（甚至隐喻了人事），它用一種不可能的“複活”（甚至重建）掩蓋了創傷，用一種看似複原的補償彌補了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