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決心》是一部由河南自駕遊阿姨蘇敏的故事改編而來的電影,由北大西語系畢業的優秀女導演尹麗川執導,阿美和尹麗川兩位優秀女性共同編劇。這部電影圍繞着一位鄭州女人李紅的命運展開,講述她被迫犧牲奉獻的前半生以及人生走進下半程後的她在不堪壓迫之下終于覺醒,選擇反抗出走踏上自駕遊的旅程從而獲得新生的故事。
詠梅老師的呈現真實而有力量,展現了一代中國女性在社會的B面所付出的、所犧牲的、所承擔的一切以及在這種默認的付出之下女性所受到的束縛和精神上被忽視的痛苦。
這部電影可圈可點之處實在是太多了,演員表演之入木三分,景别光影的運用,聲音效果的多重意味,但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拍出了萬千底層中國女性共同的精神創傷,這種創傷曾經被言說的實在是太少太少,為普通女性生活代言的創作者也實在是太少。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忽視,一種言說的缺憾呢?
蘇敏用她的行動首先讓我們看到了老一輩女性的痛苦,也看到了老一輩女性的力量,而《出走的決心》這部電影也将故事很好地影視化,真故事和真力量給這個電影提供了一個完美樣本,而導演編劇創作團隊也絲毫沒有辜負蘇敏阿姨。
一、李紅的一生:為他人作嫁衣裳
青年時代的李紅是父權家庭下為弟弟們做嫁衣的長姐。18歲的李紅,成績優異,準備複習考大學,和學校的朋友們一起暢想着未來,滿懷對未來的期待,但是回到家以後卻面臨着“作為長女必須獻祭自己給家裡”的境況,父親偷偷去辦了退學,甚至對她連個好臉都沒有,赤裸裸地說出“你還有兩個弟弟呢,你現在去廠裡找個工作,能減輕我們多少負擔”。她拉住父親的胳膊,說上了大學找個好工作把錢都上交給家裡,到時候能有更多的錢,但是父親依然不為所動,沒有話語權的母親也無可奈何,甚至還會再給女兒加一重溫柔的攻勢:進廠也挺好的,畢竟你還有兩個弟弟。
成績最優異的李紅本來擁有美好的未來,但是因為她是長女,"長"意味着要照顧要奉獻,女意味着她的未來不如家弟的未來重要,很輕易會被放棄。本來擁有美麗未來的她很快成為一個家庭的耗材,一輩子打零工,為了逃離家庭,匆匆出走去到了另一個男人的家裡,進入了新的深淵。
中年時代的李紅是大男子家庭下為夫為子做嫁衣的妻子。為了逃離父權而匆匆進入新的夫權家庭,兩個人并不以愛為前提的結合給李紅帶來了新的噩夢,傳統大男子主義下的家庭裡,女性隻是桌子不平穩時所需要的墊腳布,她的存在隻是為了讓家庭這張桌子平穩地運行下去,她得不到丈夫的尊重與關愛,有的隻是對于家庭婦女必須要承擔的各項職責:她需要買菜做飯并仔細計算花銷,但要注意這花銷千萬不能用到自己的身上,否則就成了自私;她需要給丈夫的親戚哥們兒做一大桌子的菜,并在被勸酒的時候被迫喝下幾杯白酒助興;她需要照顧孩子打點家事但是為了掙得自己的尊嚴和哪怕一點點的自由在半夜出去掃大街,因為她的肩膀上天然被默認有更多的擔子要挑起來,她被迫在社會的AB面之間來回穿梭着,不舍晝夜。
步入老年的李紅又默認成為了照護者為孫輩做嫁衣的姥姥。李紅的女兒曉雪這樣一個在父權制家庭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母親過着一種怎樣的生活,也曾發誓絕不踏入婚姻。但是當她成為新的妻母後,她也陷入了同樣的困境,對于經濟狀況好的人來說,找個保姆一個月兩千還是兩萬塊錢是無所謂的,這當然不成為問題,但問題在于捉襟見肘的普通家庭很難承擔起這樣的額外支出。
孫輩需要人照護,作為大男子主義家長的姥爺卻根本不需要承擔這樣的照護責任,他所能做的不過就是把這些辛苦的工作指派給李紅并對她的付出指手畫腳。還記得在幼兒園門口接孩子的時候,李紅和同為姥姥的朋友相遇,朋友問她:你怎麼又帶上孩子了?你啥時候去旅遊啊?李紅說:再等等,等這兩個小的上幼兒園就好了。又反問朋友怎麼沒去和丈夫一起跳國标?朋友的回答:他是去了,可我脫不開身了。
當我們談到老一輩女性所承擔和所奉獻的一切時,默認的姿态或者說是立場是:我們對此進行反思的同時絕不會走上同樣的道路。但是這部電影就是呈現出了一種真實境況,即同為女性所要承受的跨越時代的創傷。
李紅日複一日地做着重複的家務勞動和辛苦的看護勞動,還面臨着丈夫的頤指氣使以及無人理解無人關心的精神折磨。姜武飾演的丈夫非常真實地呈現出大男子主義者在家庭内部給家人尤其是妻子所帶來的痛苦,他在家裡是唯一的正确,唯一的真神,他所有的情緒都轉移到妻子的身上,什麼都不做卻擁有對妻子所做之事的所有控制權和評價權。
在丈夫的精神虐待外,還有女兒女婿對于李紅情緒上的忽視,李紅幾次想去成都參加同學會都無果:女兒懷孕需要人照護,女兒因為育兒失業故需要重新找工作,女兒女婿工作後無人照管孩子......每一次同學聚會,都因為他人的需求而被耽誤,她總是被要求:再等等。
每一次母親的需求都被漠視,他人的需求被理所當然地前置,最終導緻李紅患上抑郁症,她的身邊雖然是人來人往,但每一個人都隻是路過她的内心之島,然後僅僅是繞過去。但是這僅僅是李紅的悲劇嗎?不然。這并非李紅一個人的悲劇,而是身為母親的悲劇,這種悲劇創傷絕不會止步于李紅。
電影中有非常驚悚的一幕,完美地向我們展現出這種女性悲劇、女性創傷的代際傳遞:當李紅終于在重重打擊之下定決心出走,丈夫孫大勇瘋狂辱罵她讓她滾,現實自私的女婿阻攔着自己的老丈人嘴裡說着請保姆的最低價格“兩千塊錢兩千塊錢”,工作剛剛轉正的女兒曉雪哭着挽留說你讓我怎麼辦,她帶着哭腔對着李紅喊:媽!鏡頭一轉,是她的兩個小兒子對着曉雪喊了一聲:媽!鏡頭語言清晰地告訴觀衆,李紅這個老一輩的母親出走之後,所有的重擔将壓到新做母親的女兒身上,所以出走的僅僅隻是李紅,卻從來不是母親。
出走的李紅終于自由地馳騁在路上,終于穿上紅色的裙子,開着屬于自己的車,去廣袤的世界裡找自己。女兒曉雪打來電話,忍着淚水和無人可訴的心酸向母親說出:我不是要你回來,我就想知道你過得好不好。這時候的女兒才真正共情了母親,因為這創傷已然傳遞到了她的身上。
母親這個角色,仿佛永遠被壓在山下,身上這座山是無論怎樣都逃也不脫的,女性的悲劇,母親的悲劇何時才能真正終結?
三、男性角色:過于緩慢的進步
當我們把目光轉移到兩位男性角色的身上,我們會發現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實: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進步實在是太過于緩慢,以至于理解的鴻溝被拉開的愈發大,而這帶來了婚育中創傷的進一步傳遞。
正如清華大學的劉瑜教授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補充糾正:在亨廷頓的書中,未來的沖突是以文明全為陣營展開,但是事實是各個文明圈内部離心力在增強。所有文明圈内部的沖突甚至要超過文明圈之間的沖突,成為了文明沖突的主戰場,換句話說,文明的沖突越來越以文化巷戰的方式發生在我們眼前。應對最好的方式是走得快的人等等後面的同胞,走得慢的人走的快一點,讓自己變得更加開放。
現如今的婚姻家庭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這種矛盾激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兩性雙方對于愛情、婚姻、家庭的理解與期待是完全不一樣的。女性和部分男性對于兩性關系的想象是更加平等、互相尊重、理解,三觀相合的穩定情感連接。
但是還有諸多男性持一種相當落後的兩性觀,他們所接受的保守封建思想依然是教導他們把婚育當成任務來對待,秉持一種傳宗接代的思想,并不很在意家庭的另一位共同經營者到底有怎樣的所思所想。說白了有相當一部分人就是為了任務而踏入婚姻,但是從沒有思考過婚姻意味着什麼以及在婚姻中自己應該做什麼、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影片中姜武所飾演的孫大勇就是這樣一位保守的大男子主義的代表,很多評論說:“姜武演活我爹”。這個角色明顯是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他是這個家庭的專制大家長,好吃懶做,在家裡俨然一副大爺的樣子,吃飯前打乒乓球的砰砰聲聽得人無比心煩,開飯後的他敲着廚房門理所當然的一聲“來碟醋”,仿佛廚房裡站着的不過是他的仆人,他對李紅沒有絲毫尊重,更不用談溫情。他是家庭專制的象征,頑固不化,自以為是,他認為妻子就應該是承擔一切家務勞動的角色,并且不應該有任何怨言。即便是妻子患上抑郁症以後,他的第一反應也是自私的抱怨:整天在家待着,好好的得什麼抑郁症,浪費錢。但即便這樣,這個角色的過分程度依然沒有超出蘇敏阿姨的丈夫本身,這才是更令人心驚的。
影片中張本煜所飾演的年輕一代男性已不像孫大勇那般保守封建,但是他依然對自己的妻子沒有真正的理解。曉雪因為育兒頻繁請假導緻失業,過上了曾經自己母親的生活,日夜與尿布輔食為伴,為了孩子疲憊不堪。這時候丈夫為了讓她開心給她買衣服,但買給她的衣服卻是“潮媽館”的寬大T恤,說“面料柔軟,不傷孩子的皮膚”。曉雪無比憤怒:連買給我的衣服都隻考慮孩子了是嗎?怎麼沒有“潮爸館”呢?我不求你怎麼樣,但是你連理解都做不到嗎?那一刻,曉雪絕望地靠在老舊生鏽的窗戶上閉上眼,眼角是絕望的淚水,女性在婚育中的孤獨感絕望感就此被具象化地呈現出來。丈夫徐曉陽作為這個影片中的“進步男性”并沒有真正共情妻子失業痛苦和育兒心酸交織的處境,顯現出了一種理解共情的乏力。
總而言之,男性角色的塑造表達的是一種對于以孫大勇為代表的大男子主義者毫不留情的嚴厲批判,以及對徐曉陽為代表的新一代家庭中的男性的希望和要求:希望你們能夠走得更快一點,更遠一點。
片尾更讓人淚目的是李紅終于下定出走的決心,開車逃離了桎梏她半生的樊籠,去見識壯麗的大河大山,去體驗旅行車隊中真正互相尊重互相照顧的人類情感,去成都和自己的老同學們相見,談笑開懷。
而這和片尾的彩蛋也即現實中蘇敏阿姨的出走經曆形成了一種互文,故事來自真實的女性力量,而這種力量也真的完全地傳遞給了觀衆。
出走吧,踏出去,人生天地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