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頭看，人生或許有兩條路。
一條叫新疆，一條叫外面的世界，我選了後一條。
我沒有後悔。
但也正因為如此，我錯過了新疆。
...伊犁是個自治州，伊甯是個市。
伊犁河穿過了伊甯市，我從小在河邊長大。
我不是家裡有條件的孩子。
所以小時候，我連（伊甯）縣上都沒去過。更沒去過北京，不知道北京那麼大，路途這麼遠。中國更大，我更不知道。
從小，我就是個聽話的倔孩子。
對，又聽話，又倔。
...我在家裡最小，哥哥姐姐都大我十幾歲，所以吃一頓飯，幾個人圍着說，飯都吃不好。逢年過節，沒别的話題，就是“成績今年不好”、“今年又不好”……
有一次，我帶兩個十四五歲的同齡朋友回家。
我媽一下班看到了，以為我和社會青年混。
這倆朋友都是學武術的嘛，喜歡舞槍弄棒，但不是社會上的。可我媽當時氣，一頓罵，罵得他們特不好意思。
我那天還準備給他們弄飯吃。
我準備了奶茶、馕，再拌一個皮辣紅（一種新疆特色涼菜，主料是洋蔥辣椒西紅柿）。
結果我拿着兩個奶茶去找，發現他們已經走了。
我問人呢？“被我罵走了”，我媽說。
哎呀把我氣得啊，真想把奶茶扣我媽頭上，又不能扣啊，我就啪的一聲，扣地上了。
還有一次，我跟我哥幹架。
當時我倆在較勁，我媽在拉架，我那時是校田徑隊的，勁倍兒大，一掄，兩人全倒地上了。
我當時有點不知所措，我媽自己坐地上，倒樂得不行。
這些都是我的青春期，我記得特别清。
...但比這更擰更倔，一直倔的，不是這種小事。
是我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離家出走的沖動。
是我一次次地考中戲，一次次地瞞着家人，偷偷買火車票。
這話說起來就遠了。
從小我就愛看電影，愛表演。
小學開始，什麼元旦晚會啊小節目啊，我每次都能被選中。
跳個舞唱個歌說個相聲，我都是自編自演。
到高一時，一場重點高中的全校文藝彙演，我占兩個節目，一個拿二等獎，一個拿三等獎。
其中一個小品，正巧，被上海戲劇學院的導演陳家林教授看到，他說這孩子不錯，可以上上戲表演系。
當演員？上表演系？
在腦子裡，我未來的路，一下子被他這兩句話給戳通了。
但隔不久，又堵死了。
有一次，一位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孟京輝的導師，來伊犁。
内向的我，居然鼓起勇氣去酒店，敲他的門。
一見面，我激動地操着一口前後鼻音不分的新疆普通話。
他看着當時1米65的我，說：
到我們中戲表演系，據我所知，最起碼得1米8的個，你這不行。
孩子，你退一萬步也考不上中戲。
打消念頭，好好考大學。
回家路上，心灰意冷。推個自行車，怎麼騎都上不去。
仔細想想确實，形體聲樂表演技能，我各種不行。
我開始練劈叉，十七歲才開始練劈叉，你知道那個勁得多大，一劈真得扯下去。
可光靠這我行麼？我不行。
結果我回家，對父母這樣說……
“老師說了，我還是挺有希望的。”
然後，就是坐火車去北京。
考了試，二試都沒上，一試就被刷下去了。
我還挺高興，因為我啥也不是啊，我考上那不就奇迹了嘛？那這學校水準是不是也太差了？怎麼能一試就中呢？
就這麼想着，我在天安門呆了一晚上。
後來，就是一趟一趟，幾趟幾趟，北京—伊犁，伊犁—北京。
考不上再考，再考。
漸漸的，我對北京的喜愛，對它的了解，大過了我的故鄉。
......不，Sir猜錯了。小時候影響我最深的，其實是《少林寺》……我莫名地崇拜着李連傑的少年英氣，裡面還有一股子土壤味。
在家時，我并沒意識到，土壤是個什麼味。
到北京，才聞到自己身上，也有一股子家鄉土壤的味。
一股子燥味。
直到現在别人都說，老段說話太直接。給的都是幹貨，怼也都往死裡怼。
我想這就是土壤給的吧？那種幹裂、簡潔明了、直截了當。吃肉長大的新疆人在交流上，往往幾句話不對付，脾氣就出來了。
而年輕時，這種土壤的味道更濃。
上了大學，我一下子到了一個陌生環境。同學們都太優秀，而我連一本完整的長篇小說都沒看過。
我不知道我在努力什麼，再努力，好像起點都低太多。
于是，我睜眼就想放棄，睜眼就想辍學，甚至某一個學期，一度睜眼就想到輕生……
當時我不知道這是抑郁症。
2010年，我在中戲一個特好的兄弟，意外去世了。
我倆最後一次見面還匆匆忙忙的，他對我說，你别太拼命了，别太拼。注意身體。
結果2個月後，我就聽到他的噩耗。當時我在拍《鬼谷子》的組裡痛哭，也趕回了北京八寶山送他。
送走他那天我想了很久。作為一個朋友我居然沒察覺他的病，很内疚，也自責。
而我也同時意識到，抑郁症可能是什麼，原來，我大一的時候就是抑郁症啊。
還有，外地孩子那種去不掉的自卑。
遇到一些事，總會自然而然地放大。你會覺得周遭一切都在針對你，其實不是。
大學就遇到那麼一件小事。
有一次排練完回宿舍，在水房，我無意中撞了一個陌生同學，擦肩那麼一撞，但我沒留意。結果這人就找來了，滿樓道大喊段龍（那時我還叫段龍）。
他喊“段龍CNM，出來！”
他把每一間宿舍門踹開，說段龍是這屋嗎？是這屋嗎？
這哥們手裡拿着一燕京酒瓶。
我看他過來，啪地也回了宿舍，拿刀。其實也就一把西餐刀……可我拿着就出去了。
當時整個樓道都擠滿了人。
搞清楚原因後我說，撞你一下我沒說對不起，你就要砸我是不？
那哥們說，昂。
那來吧，我說，你砸我一下，我捅你一刀。
然後兩人就僵住了。
就在那會，他的酒瓶子突然被别人奪了，咣一下，給他砸頭上了。
誰呢，我同班同學，就叫他虎子吧。
後來大家都去了保衛科。這哥們問虎子，無冤無仇你幹嘛砸我？
虎子說，我們班龍龍，上學四年沒招誰，多好一個人，你拿瓶子砸他，我當然看不過去。
...再後來畢業了。那股子土壤味還在，可我漸漸學會了壓制它。
每次父母來北京又離開，我把他們送去車站，然後再回家。
當時我住在地下室，我看着一個多小時前父母用過的椅子杯子，想起父母說話時的神态，舍不得去動它們。
他們回家了，我才發現我有多不舍。
我越來越多地想，他們供我上學是那麼不容易。那麼多年，我很任性地選擇了這一行，他們義無反顧地支持我，拿着很少的退休費克扣出的生活費，供我上大學。
突然間，當年考大學那些一意孤行，那些坐火車的四天三夜，那些坐着拉木頭的貨車，過新疆果子溝的24小時……都被這種情緒替代了。
是土壤的味道一直在說，不要放棄。
年紀越大，它告訴我不能放棄的東西，更多了。
開始是理想，後來是父母、家庭、那麼多年對我的支持……
我沒放棄，就這麼磕出來了。
在磕碰中，我找到了一種存在感。
...............龍龍上天山。
這是後來我給自己取的微信名，很多人覺得有點幼稚，哈哈。
我小名龍龍，我長在天山腳下。
可我從來沒上過天山，我隻是坐飛機從上面飛過，坐班車從腳下路過。
拍《大秦》時，我回過一次新疆。
當時要在三個地方拍，一個地方是昭蘇（那拉提草原旁邊），離我家最近。還有昌吉、克拉瑪依。
有意思的是，這三個地方我都沒去過。
不奇怪，小時候我哪兒都沒去過，即使是伊甯的一些碎片印象，也都是家人嘴裡聽的。比如惠遠的紅薯，察布查爾的米，伊甯的杏子，哪兒哪兒的蘋果……
直到後來在北京，看了一些圖片資料片我才想，咦，我的家鄉原來這麼美呢。
沒有對比，就不知道它的美。
現在想起來，新疆太有特色了。
小時候，我母親單位有很多少數民族的朋友，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經常去他們家玩。
他們的院子很漂亮，種花種草種樹，常常擺一桌子吃的，餅幹、糖果、肉、抓飯。
他們的節都在暑假，什麼肉孜節、古爾邦節……他們也真是能歌善舞，能唱一天，跳一天。
小時候覺得自己是漢族孩子，和他們不太一樣。
長大才發現，自己也有了“新疆味”。
拍《戀愛的犀牛》時，我們在中國兒藝彩排，晚上正好到附近的小吃街，去吃新疆烤肉。
大家都圍坐烤攤邊，結果，就我一個動作把大家驚到了，都說，“一看你就是新疆人！”
新疆人吃烤肉怎麼吃？
拿一塊馕，一撕，烤串拿起一夾、一撸，夾住了再吃。
我那幾下動作，啪啪啪，幹淨利落。
這種東西，是不知不覺的。
而當你意識到，說不定已經晚了。
我真正主動地回到家鄉，是20年後。
2018年那個夏天，我才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在家鄉走一走。
果子溝，曾經“赴京趕考”的必經之路。
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一開車，路都遠，都在三五小時之上。
我一路走一路拍着紀錄片，記錄着家人們、發小們的樣子，感覺漸漸打開了一個心結。
其實啊，還是晚了。
因為2017年，父親走了。
任何一位父母過世，對家庭來說都是一個巨大影響。
我家還算好，有姐姐哥哥姐夫幫盯着，我母親又是一個堅強的老太太。
表面上，她從不說難受的事，大家都不會，好像沒發生過，好像父親沒走。
但母親如果一旦說，“我昨天夢見你爸了”，那就大家一下子都沉靜了。
我記得給父親守頭七的那幾天，我在伊犁河邊跑步。
我們伊犁的空氣非常好，很多年沒在河邊跑，我發現那天的太陽特好看，特漂亮，于是我就迎着太陽跑。
跑的時候，那個思緒一直是父親，我一直想：
老爹，你放心吧，家裡一定會好，會更好，你放心地走。
想着想着，心有點隐隐疼。
然後折返的時候，啪的一下，腳也疼了。
怪了，我從來不崴腳，每次跑步，也都會很專業地活動開。這怎麼回事兒？摸一下也不是很疼，可是一跑就疼。
換着誰都會想很多吧，我就想，我該怎麼理解這個事。
也許，老爹就是讓我記住這個疼，記住我對他說過的那個話。
這是父親在給我力量，說不定也是故鄉土壤，一直在給我力量。
人生總有兩條路。
長大了再回頭看。
曾經的我們總是忙于經營一種外在的，所謂成功的标志、成熟的标志。
我們總是直沖它們而去。
但對那些我們真正經曆的、感受的東西，對家的感受，對故鄉的感受，那些你會真正為之疼痛的東西，反而容易輕而易舉地放過。
但可能，恰恰是這些“令人疼的東西”，讓我走到今天。
回頭看，我少年時的一意孤行，我長大後的尋根，我一切的一切……
原來，我并沒有錯過新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