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屆和第53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分别是《克萊默夫婦》和《普通人》，都是通過家庭視角來闡述一些美國社會問題。

《克萊默夫婦》講述了妻子對生活感到疲憊，從而選擇離開丈夫和兒子。為此丈夫、兒子在丕變的處境中經曆了一連串的困難，最後又因為撫養權的問題，妻子和丈夫對簿(bù)公堂。而《普通人》則是講述家庭的長子不幸溺水去世，在一家人中各自埋下了心理變化的種子，從而導緻了一場精神和家庭上的危機。它們都描述了美國中産階級的故事。

從戰後1950年代開始，新中産階級的比例也逐步增加。用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話來描述，就是“自主業主的衰落和非自主的雇員階層的興起”，也就是“特立獨行的個體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湧現。”凡夫俗子就是小人物，也就是民衆的異化稱謂“大衆”，大都市的生活之人。新中産階層的文化生活基本圍繞工作、閑暇、成功，它們構成其人格。當《克萊默夫婦》中的白領出場時，讓我瞬間聯想到《出租車司機》中為那位辦公室公主。兩者展現出來的妝容和暧昧氣質極其相似。兩部影片分别是1976年和1980年，多多少少展示處一個時代的群體形象。

《普通人》又譯《凡夫俗子》,和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一首叙事詩《家葬》都涉及了家庭喪子之痛。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弗羅斯特在生前一直在購買農場，希望通過土地生活，這算是老式中産階級的理想。叙事詩《家葬》中的妻子沉溺在喪子之痛中，認為丈夫無法理解自己的痛苦，從而争執，想離家出走。詩末寫道：

“你——哦，你以為我就說說而已。我必須走——

離開這個家。我怎能讓你——”

“你——敢！”她把門開得更大。

“你要去哪？先得告訴我。

我會跟着你，把你拽回來。我會的！——”

而在電影《普通人》中，丈夫給出了另一對待方式。

在我們技術時代的深刻社會變動的進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家庭受到最大危險的威脅。現代的環境和觀念沖垮了家庭價值，在外力下促成的“偶合家庭”，往往家庭成員互不了解，追逐不同的目标，甚至勾心鬥角。雖然中産階級文化發展出一個觀念，即強調情感對于維系家庭的重要性。但随着社會結構和生活空間的演化，新中産階級迎來了家庭危機四伏的時代：離婚率暴增、成員之間的工作撕裂了情感聯系、父母去電影院把孩子托付他處、年輕人受到外界誘惑離開等等。在中國，1994年的《我愛我家》到1999年的單曲《常回家看看》側面反應了這種迅速變遷的社會現象。需要指出的是，舊式家庭除了父親-母親-孩子的三角關系，還有招人煩的鄰裡、寄宿來訪的親戚、傭人，它的變遷是逐次剝離的，而不僅僅是一家三口的家庭的變遷。

《克萊默夫婦》中丈夫泰德“六個月以來一直在為公司争取最大的客戶”，對妻子瑪格麗特的變化一點都沒有注意，後來又因為照顧兒子而被上司開除；《普通人》中妻子貝絲在家庭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提議去歐洲旅遊、在聖誕節期間想和丈夫好好獨處打高爾夫。不論他們内在的心理究竟是什麼，我們都需要看到工作和娛樂的巨大涵義，職業升遷被視作“美好的一天”，高爾夫、旅遊被視為現實之外的拯救，不一而足。正是外部結構的變化，再到心理和人格，進而呈現出家庭危機的現象。

當《克萊默夫婦》中妻子瑪格麗特在法庭上做陳訴的段落，可見女權運動的影響。1960年代初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初，它激起了性、性别、文化、曆史的多元的探讨。瑪格麗特是溫和地追求男女在人生進程中的平等，以及對人生的自主權和主動性的追求。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米爾斯對白領姑娘的描述：……第一份工作是她所受教育的延續。雖然工資很低，但她熟悉了辦公室的常規……她也學會了如何和辦公室裡的男同事周旋，她開始意識到普天下的男人追求的都隻是一件事。她和其他姑娘會拿頭天晚上或當天晚上約會中的瑣碎小事逗樂。…雖然辦公室并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地方，但她逐漸了解了它，并且能夠将所有人分門别類了。當白領姑娘屢屢得不到她的心上人時，這一經曆便會使她心如磐石，會将她從一個來自小城的單純姑娘，變成冷漠、文雅的城市職業婦女或單身女子。如果她對那家夥“有足夠的興趣”，她并不會拒絕風流韻事，但是她無法克服對婚姻的渴望。……雖然她總是想着自己家庭的前景，但卻不得不适應着枯燥無味的辦公室工作。無論如何，這工作畢竟使她能維持生機。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産階層的結構同樣推動了女權思想。

以男性為主構建的家庭，妻子庇蔭在他的保護下遠離現實社會的醜惡，或是已經社會化的女性在他的幫助下脫離某種權威的控制，它伴随“家庭暴君”的風險；兩性平等下構建的家庭，則出現《克萊默夫婦》中遇到的難題，甚至毫無節制的“獨立性”、“個人化”會産生父母和孩子的矛盾。矛盾之處還在于我們對美的感受主要處在青年時代，為人父母之後，很少有人能夠看到性格和精神之美，愛情也随之消弭，取而代之的将是“統治和占有”。 也許，構建家庭這一共同體的理想狀态，需要精神上的成長。糟糕的家庭會剝奪孩子童年時代應有的回憶，讓他們成年後殘酷無情。假如存在一個好的家庭，他們會變成另外的人，更好的人。

到了新中産階級興起，家庭觀念的日趨淡薄、一個自由的經濟主體隻能出售他自身、現代的時間規訓區分了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無處可歸的現代人做着的烏托邦美夢。于是大衆傳媒是烏托邦，對工作的崇拜是烏托邦，知識、财富全能的神話是烏托邦，以消費塑造的形象是烏托邦。它們替代了那些包涵無限溫情的夢想，現實和夢想統一成一個似真似假的景觀，夢想變得可以“統治和占有”，可以績效和替換，讓美貌等同了精神之美，它凋敝在我們有限的理解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