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拉傳》海報
說到演技，現如今的評論界和影迷大多把目光聚焦在新好萊塢之後出現的衆多演員，例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羅伯特·德尼羅、阿爾·帕西諾、傑克·尼克爾森、達斯丁·霍夫曼、丹尼爾·戴·劉易斯等等……其實，在好萊塢黃金時代的三十年代，有這樣一位演員和他出演的影片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足以讓後人頂禮膜拜，尤其在塑造曆史人物的領域，他的表演堪稱是大師中的大師，他的名字叫做保羅·穆尼（Paul Muni）。
...保羅·穆尼（Paul Muni）
保羅·穆尼1895年9月22日出生在奧匈帝國的倫貝格（現在的烏克蘭利維夫）一個猶太家庭，父母均為演員。穆尼7歲時全家移民到美國，父母在紐約和芝加哥的猶太劇院表演意第緒語（Yiddish，意為‘德國猶太人’）戲劇。穆尼很小就登台表演并練就一手絕活兒——擅長化妝，曾以12歲的年齡扮演過80歲的老人，他在二十年代中後期活躍在百老彙戲劇舞台。
當時恰逢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的轉折期，在很多默片演員苦苦找尋适合自己的聲音時，保羅·穆尼通過舞台劇積累的豐富表演經驗，毫不費力地踏入影壇。1929年，穆尼因銀幕處女作《勇夫》（The Valiant）榮獲第2屆(1930) 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在另一部影片《七張面孔》（Seven Faces，1929）中一人分飾七個角色，被業界贊為‘新朗·錢尼’（New Lon Chaney，朗·錢尼，默片時代的偉大演員，因戲路寬廣、角色多變而被譽為“千面人”）。由于這兩部電影叫好不叫座，福克斯公司和他解約，穆尼又回到百老彙。
美國巨富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在1930年找到霍華德·霍克斯（Howard Hawks），請他為自己的卡多電影公司（The Caddo Company）執導一部以黑幫老大阿爾·卡彭為原型的電影。該片在1931年9月拍攝完畢，可片中過多暴力鏡頭違反了《電影制作守則》中的規定，一直被擱置到1932年才上映。這部後來成為黑幫電影經典之作的影片名叫《疤面人》（Scarface），保羅·穆尼飾演的疤面人‘托尼’亦成為黑幫電影的代表人物。
...《疤面人》（Scarface，1932）
1932年的電影《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是四十年代興起的黑色電影的先驅。穆尼飾演的主人公被脅迫參與了一宗搶劫案，被警察當作黑幫分子抓起來，在獄中飽受折磨。他越獄後隐姓埋名成就了一番事業，卻被妻子出賣再次入獄。穆尼用屈辱、絕望的眼神深深打動了所有觀衆，也因此第二次獲得奧斯卡影帝提名，制片方華納兄弟公司與他簽下七年合約，宣揚穆尼是銀幕上最偉大的演員，并且非常罕見的給予他自由選擇劇本的權利。
...《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1932）
在整個三十年代，穆尼的表演事業碩果累累，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經典角色，其中因《複仇女神》（Black Fury，1935）第三次獲得奧斯卡獎最佳男主角提名；因在《萬古流芳》（The Story of Louis Pasteur，1936）中飾演“微生物學之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摘得影帝桂冠；在《錦繡山河》（Juarez，1939）中飾演墨西哥民族英雄貝尼托·華雷斯（Benito Pablo Juarez García，曾5次出任墨西哥總統）；他甚至在由賽珍珠（Pearl S.Buck）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改編的同名電影中扮演過一名中國農民……而1937年的《左拉傳》（The Life of Emile Zola）則代表着穆尼表演事業的巅峰。
...《大地》中的農民王龍與妻子阿蘭（路易絲·賴納 Luise Rainer飾）
路易絲·賴納自《歌舞大王齊格菲》（The Great Ziegfeld，1936）後，因本片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成為影史上的傳奇人物：她是第一位獲得兩次奧斯卡影後、第一個連續兩年封後的演員，也是目前最長壽的奧斯卡獎得主，享年103歲。
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是十九世紀後半期法國重要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自然主義文學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一生寫成數十部長篇小說，代表作為《娜娜》、《萌芽》等。法國政府因左拉生前對法國文學的卓越貢獻，在他逝世後舉辦了國葬，骨灰送至先賢祠（Le Pantheon，又稱偉人祠）。
...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9日）
電影《佐拉傳》記述了左拉差不多整個人生曆程，從大聲疾呼“燒掉一切虛僞的作品，讓書頁燃起的火光溫暖真理者的骨頭”的熱血青年到名利雙收的成功作家；從安于享樂到奮不顧身仗義執言。影片重點描繪了法國19世紀末一樁著名的政治醜聞‘德雷福斯事件’：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因一起間諜案被誤判為叛國罪，流放到惡魔島（Devil's Island，位于法屬圭亞那），法國社會由此爆發嚴重的沖突和争議。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的飾演者約瑟夫·斯柴德克勞特（Joseph Schildkraut），約瑟夫因為這個角色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在此過程中，德雷福斯的妻子找到左拉，希望借助他的聲名為丈夫伸冤。已經功成名就的左拉在名利與正義之間掙紮良久，最後毅然選擇為真理與正義而戰。他寫信給當時的法國總統菲利·福爾（Francois Félix Faure）揭露冤案的真相，這篇名為《我控訴》（J'accuse）的檄文在報紙上發表後震動了整個巴黎。德雷福斯冤案的制造者們煽動不明真相的群衆圍攻左拉，燒毀他的書籍，在法庭外示威，甚至僞造文件以證明德雷福斯通敵。不久，法院以污蔑罪傳訊左拉出庭受審，面對陪審團，左拉為真理和正義大聲辯護，雖然他的慷慨陳詞感染了在場所有人，但法庭仍判決左拉獲刑一年并處罰金3000法郎。在朋友的勸說下，左拉出走英國——“有時甘于懦弱也是一種勇氣”。流亡到英國的左拉繼續以犀利的筆鋒控訴司法的不公，終于引起議會的激辯，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的呼聲愈來愈高。新上任的陸軍部長下令徹查案情，真正的案犯畏罪潛逃，德雷福斯終獲平反，左拉也得以歸國。
1902年9月29日，德雷福斯複職并被提升為少校，軍方授予他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可是這一天左拉卻沒能到場祝賀，這位偉大的作家因為煤氣中毒不幸逝世，在他離世的那一刻仍在埋頭創作小說《正義》（Justice）。
...《我控訴》（J'accuse）
左拉通過檄文《我控訴》（J'accuse）表達自己的憤怒。 1998年1月13日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左拉發表《我控訴》一百周年發表公開信：“我們永不應忘記這位偉大作家的勇氣，他曆盡艱辛，不顧個人安危、名譽、甚至生命，運用自己的才能，執筆為真理服務。”
保羅·穆尼為了演好本片做足功課，不僅大量閱讀左拉的著作和‘德雷福斯事件’的資料，還與化妝師嘗試各種妝容，力求人物塑造得形神兼備。穆尼飾演的左拉，年輕時貧困卻激昂澎湃；晚年時富足、自滿，隻求安然度日。當德萊弗斯案件觸動了他的良心時，盡管顧慮重重，卻仍義無反顧地投身與軍方和法庭的戰鬥。面對陪審團，左拉從容不迫地說：“我的職業是寫作，不是講話。可是，從艱難的青年時代走到今天，我的人生意義就是要為真理而奮鬥……所有的朋友都告誡我，一個人赤手空拳對抗強大的法律機器、軍隊的榮譽和政府的權威，那樣做會遭受到滅頂之災。可是，隻要正義得以伸張，真理獲得重現，個人犧牲又算得了什麼……”。這段時長六分鐘的法庭陳述充滿浩然正氣，精彩絕倫。這組鏡頭完成後，拍攝現場所有演職人員起立鼓掌，大家無不為穆尼偉大的表演所折服，而這個橋段後來則成為所有法庭戲的楷模。
...《左拉傳》劇照
《左拉傳》捕捉住了一個人以及他所處時代的精神風貌，不僅忠實于精神實質，而且忠實于左拉一生的真實曆程以及與他有關的各種具有曆史意義的事件。不可思議的是，影片不是通過刻意地炫耀頌揚或模糊曆史以提升主人公的重要性來取得這一輝煌成果的。《左拉傳》是以戲劇化的感染力、鮮明的語言和卓越的表演來講述故事，影片的精髓在于展現左拉不僅是自由、真理和正義的化身，還是個人。他脆弱、古怪，有時還很可笑；但隐藏在他心底的、在他的作品和言辭中，卻充滿着偉大的力量和堅定不移行進的足音——“什麼也阻擋不了正義與真理！”當一部電影具有了這種精神層面上的巨大沖擊力時，它就實現了藝術所能達到的不朽。
媒體評論本片為“豐富的、有尊嚴的、誠實的、強大的，是電影誕生以來最優秀的傳記片”。《左拉傳》影響了後世衆多的人物傳記片，不斷給予他們藝術靈感，比如《甘地傳》（Gandhi，1982）、《傲氣蓋天》（Michael Collins，1996）等等。奧斯卡影帝羅伯特·多納特（Robert Donat，代表作《萬世師表》（Goodbye Mr.Chips，1939）曾這樣評價保羅·穆尼：“在我看過的電影裡，穆尼的表演是最精彩的，沒有玄虛的動作，沒有多餘的姿态，他是當今最偉大的演員”。
...保羅·穆尼飾演左拉
《左拉傳》成為奧斯卡史上第一部獲得雙位數獎項提名的影片（1938年第10屆奧斯卡獎10項提名，最終獲得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編劇三項大獎），也是華納兄弟公司曆史上第一部奧斯卡最佳影片。雖然保羅·穆尼最後惜敗于主演《怒海餘生》（Captains Courageous，1937年）的斯賓塞·屈賽（Spencer Tracy），未能蟬聯影帝，但這絲毫不能減弱他身上的光芒。事實上，保羅·穆尼在整個三十年代共獲得五次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一次奪冠，這樣的成就足以證明一切。
四十年代中後期，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戲劇舞台。當時年輕的馬龍·白蘭度正在百老彙闖蕩，穆尼成為他最欽佩的演員。1946年，兩人曾同台演出戲劇《旗幟的誕生》（A Flag is Born），每次演出時白蘭度都會在舞台側幕聚精會神地觀察學習穆尼在最後一幕戲中那标志性的演講。後來白蘭度在自傳《媽媽教我唱的歌》（Brando：Songs My Mother Taught Me）中記述：“穆尼通過服裝、化妝以及聲音變化塑造的角色，令人不可思議”。1956年穆尼因舞台劇《天下父母心》（Inherit the Wind，又名《風的傳人》）榮獲托尼獎最佳男主角，1959年因影片《最後的怒漢》（The Last Angry Man）第六次獲得奧斯卡影帝提名，這也是他出演的最後一部電影。對于如此輝煌的藝術成就，保羅·穆尼表現得很淡然，他曾接受采訪說：多年的舞台生涯中，我從來沒有學習過表演藝術，所以我不能告訴你什麼是演技，或者它是如何做到的。我不想成為一個明星，如果一定要給我加個頭街，我想我是一個演員。
...戲劇《旗幟的誕生》（A Flag is Born，1946）中的馬龍·白蘭度和保羅·穆尼（中）
生活中的保羅·穆尼略顯羞澀，與那些喜愛在聚光燈下抛頭露面的好萊塢明星相比，他更喜歡躲在書房看書聽音樂，稱那裡是自己的香格裡拉。穆尼脾氣并不好，給人喜怒無常的感覺，但與他合作過的演員卻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待人幽默、溫暖與慷慨。與華納兄弟合約到期前夕，穆尼曾建議他們拍一部貝多芬的傳記片，但遭到老闆傑克·華納的否決，說沒人會去看一個聾子作曲家的電影……一言不合，穆尼在合約到期後立即離開公司。穆尼尤其不喜歡在電影裡玩浪漫，無法像同時期的偶像明星埃羅爾·弗林（Errol Flynn）或是羅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那樣在大銀幕上與女演員卿卿我我，他承認這方面是自己的短闆，在他總共出演的23部電影中很少有愛情戲，他是好萊塢這個大染缸中少有的能與妻子白頭偕老的男演員。
由于視力衰退和困擾一生的風濕性心髒病，穆尼逐漸淡出舞台與銀幕。1967年8月25日，保羅·穆尼因心髒病辭世，被安葬在好萊塢永生公墓（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與塞西爾·B·戴米爾（Cecil B. DeMille）、道格拉斯·範朋克父子（Douglas Fairbanks）、泰隆·鮑華（Tyrone Power）、簡·曼斯費爾德（Jayne Mansfield）等等這些好萊塢名宿們一起長眠于此，默默注視着後輩們的輝煌。
...好萊塢永生公墓（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