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電影結尾卡洛斯和其他機器人的軀骸堆成垃圾山時,我突然回憶起一位相識幾個月的華裔流浪漢。他如同卡洛斯一樣自我放逐,尋找自由,因而離開家鄉來到美國,卻發現家鄉和美國并無二緻,于是辭職周遊美國。花光積蓄後,他依次被一個觊觎他肉體的同性戀體育老師、一個規勸他皈依基督的牧師收留。但這位朋友顯然與他們道不同不相為謀,許下虛假的諾言,蹭吃蹭喝後,溜之大吉。聽完這番叙述,我深感疑惑:他真的在尋求自由嗎?他的回答是:工作和生活沒有意義,因此向尋求一種全新的革命式的生活,然而無論是獨自冥思苦想,還是與他人在網上争辯,又或聽我一番詭辯,卻始終不得其解。最終,他試圖通過愚蠢的行動從中突圍——想在超市門口槍殺一名有錢人,卻隻是搶了錢後,放了對方。

我無法嘲笑他的态度和行為,因為他似乎像電影中的機器人卡洛斯一樣,在秩序之外找到自我,獲得了自由的同時,發現自己和同伴其實隻是多餘的人,被秩序當做垃圾抛棄。當然,與電影中那些被大公司股東設定程序被棄置的機器人不同,卡洛斯——如同我的那位朋友——通過某種機緣巧合,先知先覺地意識到自己和同伴的命運。

諷刺的是,如同現實生活中那些化腐朽為神奇的修辭一樣,“火星特快”飛向太空的壯美情結為丢棄“多餘的人”這一舉動蒙上一層浪漫的僞裝。仿佛機器人的“飛升”和永存昭示自由及其新的篇章。但與摧毀一切、重估一切、再造一切的自由相比,這卻是消極的、無所依憑的、自我棄置的自由。多餘的人隻能在空洞的自我中尋找缥缈的回聲,以此為傲,繼續自己的漂流。而他們不知道,連這自我放逐的自由也是虛幻。甚至不存在“他們”這個群體,因為多餘的人永遠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