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充滿邏輯悖論。他論述道，法律中，所有人都是同樣的個體，因而法律才能實現平等，體現公意，普遍有效，而非出于私意，有所偏頗，導緻奴役，喪失自由。為了體現公意，法律隻能由公意制定，也就是說，由所有締結社會契約的公民的統一意志制定。
然而，在實操中，誰能秉持公意，站在大他者的位置書寫法律？顯然，任何有限理性、困于私利的公民無法勝任。而且共和國内的公民立法會導緻邏輯悖論。這類似于“理發師悖論”。理發師宣布：“本人隻為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可是，這位理發師從鏡子裡看見自己的胡子長了，如果他不給自己刮臉，他就屬于“不給自己刮臉的人”，他就要給自己刮臉，而如果他給自己刮臉呢？他又屬于“給自己刮臉的人”，他就不該給自己刮臉。同樣，法律高于所有公民，是位于公民之外、加諸公民的律令。制定法律的具體公民在共和國之内，因而必須遵守法律；因為普遍有效的法律高于所有公民，立法者必須不是公民。因此，盧梭認為：立法者必須是富有智慧，心系共和國，因而能領會、引導公意，卻置身事外的異鄉人。
于是，一個相當怪異的圖景出現了。法律規範、塑造公民，是共和國/主權者的基石，卻必須由共和國/主權者以外的人制定。這符合外密性，即主體有一個不屬于它的、外在于它的、無法被消化的硬核，而這個硬核卻是奠基性的。共和國的外密性也颠覆盧梭《社會契約論》中公民自我授權的觀念。因為外密性，個體無法真正自我授權，而必須尋求自身之外的事物，确立法律。
那麼，美國的法律制度真的實現外密性嗎？在聯邦政府層面，自裡根總統以來，每任總統兌現競選承諾，推舉與自己政見一緻的候選人進入大法官序列，以便影響立法。在州政府層面，連财政官員這一類與堕胎法案關系不大的技術官僚，為赢得選票，也不得不提及堕胎議題，因為選民相信，這些州政府高層有實際權利影響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