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一凡 |殺馬特的文化興衰史，導演談高分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場針對“殺馬特”的圍剿猶能搜到一些帶電子包漿的資料，彼時大衆媒體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視着城鄉關系裡無所适從的青年蝼蟻——而《殺馬特，我愛你》之後的影像讀寫者，似乎對他們的态度稍顯友好起來。
“平視”是《殺馬特，我愛你》能夠引發觀者共鳴的關鍵：一個個留守于城鄉間隙的年輕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為數不多的審美經驗，包裹自己，主動與“主流”、“得體”劃清界限，以期短暫地逃離枯萎、逃離平庸。
城鄉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經濟轉型與教育資源落伍尴尬對視，像一個在荒郊分娩的、無人陪同的母親，土地恰似肌肉組織般攣縮，胎兒下墜，批量的留守兒童被生産出來，呱呱落地時，注視土壤的第一眼，便成為貧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們，也終于被“看見”了。
沒有戲劇性的編排，沒有标簽思維的幹預，李一凡導演以擅于“實證”的目光，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滿滿當當的，喜怒哀樂盡有、人生海海無常的邊緣世界。
在聲與影的交彙處，超乎紀錄再度與李一凡導演相遇，重談導演視角下的“殺馬特”。
本期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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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紀錄片導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漢，1991年畢業于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現任教于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其紀錄片作品《淹沒》、《鄉村檔案：龍王村2006影像文件》獲得包括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沃爾夫岡·斯道特獎、法國真實電影節國際多媒體作者聯合獎、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弗拉哈迪獎、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人道獎在内的數項國際大獎，并獲荷蘭IDFA Jan Vrijman Fund電影基金獎、瑞士Vision Sud Est電影基金獎。
- 主要作品 -
《殺馬特，我愛你》《淹沒》
《鄉村檔案：龍王村2006影像文件》
專訪李一凡 |殺馬特的文化興衰史，高分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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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編輯 | 小文
圖 | 受訪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為李一帆導演自述：
實證，是一種習慣
“城市與鄉村的間隙 有他們真實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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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對“殺馬特”産生興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時候，那時，有關他們的消息，開始在網絡上冒頭。
而我們恰好在重慶做一些藝術項目，在這些項目的探讨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叫做審美自治：它強調藝術的審美本體和藝術生産的自律性。将兩者聯系到一起，我就覺得在殺馬特身上能看到一種審美自治的精神——因為一撥人，他要能夠把自己從大衆審美的潮流中拎出來，用一種審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話，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這件事情。
在選擇“殺馬特”作為影像中的主體之前，我對他們的印象，來源于互聯網上一種悖于主流審美的聲音。當時就覺得，從導演的視角出發去看，其實他們在某種層面上來說，比咱們一些美院的學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擁有了一種審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開始找，一開始，什麼途徑都找不着他們。他們好像在經曆過短暫的、不算善意的矚目後，躲藏了起來。出于實證的目的，我一直也沒放棄，就開始申請加入各種各樣的殺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殺馬特”之類雲雲。自然發出去的消息也沒得到回應，叫學生去試，依舊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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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馬特家族QQ群（圖片來源于網絡）
2016年的時候，終于出現了一個契機，讓我能夠近距離接觸他們。那段時間我常去廣東，恰好就有一位廣東的朋友，跟我說他認識殺馬特教主羅福興。在這之前，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會從網絡上聯系到殺馬特，因為殺馬特的源起和發展都與互聯網密不可分，所以我慣性地認為，應當是通過網絡聯系到他們，沒有想到還能有現實生活中的朋友，給了我們羅福興的聯系方式。
就這樣，這事兒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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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過朋友的介紹，與羅福興取得聯系（影片截圖）
城鄉關系裡，無所适從的青年
“流水線 不止生産千篇一律的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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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羅福興，是在深圳、惠州、東莞交界的那麼一個地方，算是遠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長發了，很正常的一個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說：“從前不懂事，現在慢慢長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當時他的狀态，對過去的自己，存在一種近似于否定的感覺。
在初次跟拍攝對象建立溝通關系的時候，我一般都很謹慎，很怕一張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當時，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當時找了一個鐘點房，待在裡頭，兩人拘謹地對聊。廣州的五六月，熱氣蒸騰，盛夏蟬燥，那屋還沒空調，待不住，我們就出來了。
去的時候，我們是三人一同去找羅福興：烏鴉，滿宇，還有我。結果到了那，羅福興不願意他倆在，于是我和羅留在這裡對談，其他兩人找個地吃飯，等我這邊結束——結果我倆這邊實在待不住，也一塊去吃了個飯。
等的時間也不長，第一回面談，其實也沒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後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認知。
這個片子最開始的難點，在于怎樣與他們取得聯系。這個問題解決以後，我思考的，就是如何獲得他們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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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馬特石排公園聚會（圖片來源于網絡）
而真正的殺馬特，比起城鄉結合部弄潮兒，更像流水線作業的歇息間擡頭的、無所适從的留守青年。他們懵懂、卻又為網絡上一些支持的回饋而驕傲；他們自封“殺馬特家族”，跨越老鄉關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難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剛好有一個項目，能夠有幾萬塊錢讓我去做一個短片，這個時候，《殺馬特》的拍攝，算是真正開始步入正軌。
随着拍攝的推進，我慢慢意識到了那種無所适從與“不信任感”來自于當年殺馬特暴露于主流群體面前時，他們所經曆的強烈的沖突。
他們經曆了“屠吧”，經曆了現實生活無情的鞭撻和輿論場的否定。
殺馬特是一種能夠自我保護的組織，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進入到這些群體裡，其實是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的。比如他對你的發型、對你的審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們跟羅福興一對，才知道以前為什麼進不去殺馬特的群聊——我們隻是進到了人家的審核群，人家一看你這QQ空間，完全不是殺馬特的料，就把我們踢出去了。
等到我們開始要聯系這些殺馬特的時候，其實也發現了：即使羅福興這個“教主”親自把我們拉進群，我們也無法掌握與他們交流的技巧和話術。你以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覺得重要。而且大多數的群在那個時候都是休眠狀況，也不是随時都有話說，大家在關注中反而變得緘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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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福興擔當“翻譯”
他們不知道你說什麼，聽不懂你在說什麼，裡面很多小孩也沒看過電影，人家從來沒進過電影院。就在東莞石排那個公園邊上不遠就有個電影院，他們從來不進去，我們說紀錄片也沒人知道。後來羅福興給我們充當“翻譯”，他從來都是說是長視頻，他們就知道你要拍一個長視頻。此前，我覺得我還是挺懂農村的，即使挺懂——這些我也沒法溝通，完全溝通不了。
打破一堵牆
“這面牆，産自農耕文明和商業社會的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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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們溝通需要打破一堵牆。一開始的我覺得那個很難，堪比跨越語言譜系的鴻溝。翻過認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這堵牆之後，我們其實是能夠交流的。
在打破這堵牆的過程中，我發現，殺馬特幾乎全是工廠區域産生出來的。社會底層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們在被排斥的過程中，為了獲得屬于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他們完成這種獨屬于城鄉之間的審美自洽。
我稱他為農耕文明和商業社會的雜交。就是我們總是感覺社會商業化，娛樂至死，都是工業社會後期才産生的東西。它雖然在一個工業時代，但是它的那個工廠區裡邊的那種習慣、那種組織形式，跟我們想象的還是很不一樣。
我以前知道工廠區的工作時間特别長，九十年代的時候還要收身份證，不許你拿身份證，那些門窗都是弄上鐵鍊，不讓你随便進出。我以為現在已經改善了，我以為工人已經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資也很高。後來才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我們采訪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點以後才有空，工作時間有 12 個小時。我們的訪談經常都是半夜進行的，這是我之前無法想象的。工廠區是很特殊的一個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農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農民，然後它的租戶就是從各個地方來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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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導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訪
你可以說殺馬特在某種意義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沒有錢上學或者是成績不好，成績不好就被老師歧視，甚至老師要打人，然後就有點逆反，不去上學，認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學的，在這些問題上面的叙述幾乎人人都一樣。
所以我才發現殺馬特是一個社會現象，它有那麼多的相似性的時候，它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一個階級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而不是我們開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點獨特的審美——整個社會變遷中一代人的經曆，讓其中的一部分人選擇成為殺馬特。
殺馬特們，他們是不是去參加環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過仗？他是不是做了什麼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實都不是。他們在我眼裡沒有一個人做過出格的事情，也就是這個頭發是最出格的。他們的生活不精彩，他們愛情也不精彩，就是因為特别無聊，特别平淡，特别沒趣，特别絕望，所以才要改變一個東西，像孔雀開屏一樣，希望變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夠飛翔。
我們選擇拍攝對象，之所以采訪了七十八個之多的殺馬特，就是因為覺得不夠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樣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個原因：無聊、貧乏是他們的共性嗎？我不敢輕易下定論，所以就想盡量地拓寬樣本群體，盡量地擴大，需要到達一個量的時候我才敢信。
從做《淹沒》開始，我都挺反戲劇——我不是想講殺馬特是一個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講：它是個普遍的事情，是一個正常的東西。這是我做片子的一個點，你看《鄉村檔案：龍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會去找一個最沒特點的樣本，我不會去找一個戲劇性很強的樣本，去刻意營造矛盾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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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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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觀點：
矛盾，從導演視角出發來看，是令人可喜的沖突構建因素，但走進《殺馬特》裡的78個青年，李一凡卻又面對着這種“矛盾”的特質，陷入了沉思。
以羅福興為例的殺馬特青年，有着極度矛盾的自我認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異質的賦予下，拾起了一種幾近于無的審美自信力。他知曉，李一凡是一個“持攝像機的人”，或許也是一位朋友，他來這兒，拍一個“長視頻”——他們或許對于紀錄片沒有認知，但卻在這樣的懵懂中面對了難得客觀、難得善意的注視，在懵懂中成為了影像所記錄的主體。
在2008年至今的網絡語境裡，殺馬特屢屢被拉出來重新審視，水泥從本該裝着二手智能機的口袋裡掏出，飛蛾撲火般與鞋底的泥濘共舞。他們在工廠至小鎮、現實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發沖冠”的物理姿态，灼燒自我，又于紛飛的輿論和年齡的增長中走向無聲，重新被流水線的煙塵湮沒。
殺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廠，死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