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厲害的電影。和Aki蜷縮在沙發上一邊尖叫一邊看完了電影。故事一開始看起來很簡單，然後越來越複雜。不是那種牽扯進越來越多人的體量上的複雜，就是婚姻，或者長久的親密關系中那種無法清晰判别是非對錯的渾沌。
不知道電影裡的庭審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生活。作為咨詢師的我，對電影中庭審和律師/法律界将真相視作最高價值、不惜為此犧牲一切的價值取向感到惱火。我見過被取證創傷了的孩子。孩子不知道取證會對他們造成何種程度的傷害，将他們直接卷入取證，違背了知情同意的原則。小孩哥最後給出的證詞成熟得像個大人，至少也是個高中生。小孩的早熟是創傷的印迹。法官中途勸說小孩不要出席庭審的對話，其實也讓我很惱火。小孩說“傷害已經造成了”的時候我也很想質問每個沒有更早提出質疑的成年人，這麼明顯的傷害你們想不到嗎？法官說“不是為了你，是為了真相”，我更惱火了。真相那麼重要？
可能真相就是法學的信仰吧。人果然會有很不同的信仰。一旦涉及到信仰、價值之争，便不願讓步。
可能因為從一開始就不自覺地站在Sandra的角度，檢察官是最讓我惱火的一位。他可能隻是在做他的工作。提出有罪推斷的完整邏輯假設，如果對方能找到更合理的邏輯推斷，或是能證明他的邏輯不夠嚴密，才能證明真相并非如此、被告人值得這份信任。法律可能就是通過這樣的程序實現盡可能的公平的。但他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确，抓住對方說話留有餘地的習慣不放、将文學作品作為證據（并剔除上下文隻是為了證明而證明）、辯論處于下風時便在結語中攻擊對方、覺得自己的邏輯看到了真相而其他人提供的說辭隻是假設，都讓我覺得這個人惡毒又傲慢。人為什麼會自大地覺得自己是唯一看到真相的，覺得自己可以給别人下定論？
精神科醫生也很一言難盡。一部分作為同行的心可以理解，因為一個可能自殺成功的病人而出庭作證的時候，有為自己辯解的需要。畢竟死亡是我們這一行面對的最棘手的情境。他可能做了他該做的，病人還是沒了，如果不為自己發聲，就會成為有責任的一方。但令人費解的是，病人死後真的可以把咨詢内容公布在法庭上嗎？不知道法國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他對Sandra的指責可能有一部分來源于慌亂之中的反擊，一部分來源于對自己的病人的理解和共情。但是相信長期關系中的雙方，存在絕對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當然還是有這個可能性但是很多時候可能并不是），還是讓我對這位精神科醫生的洞見和專業性産生了懷疑。
家庭性别分工逆轉的設定有讓我爽到，但是Samuel和Sandra的争吵依然讓我覺得很窒息。家庭分工中承擔無報酬勞動更多的一方總會落入無法為自己辯解的境地——不是你自己選的嗎？不是你在外面的工作不順利我們才這麼分工的嗎？你不滿意是你的問題，你可以改變，為什麼要讓我改變呢？
更何況是雙方都有寫作夢想的、跨文化的夫妻。找到文化的middle ground最公平，但這個解法還是把雙方都帶離了自己原有的文化。住在哪裡、說什麼語言、行為的參照标準、甚至孩子怎麼養，每一個大選擇都要仔細考量，都逃不開博弈和妥協。
很喜歡的部分是，Vincent慷慨激昂地提出了Samuel失意抑郁自殺的設想，在辯論上扳回一局，下來後Sandra跟他說，Samuel不是你說的那樣。
真實的生活是這樣的吧。愛恨交織，光和陰影從不單獨出現，灰度是常态。
但真實的生活好像經不起審查。複雜和渾沌的叙事不夠簡潔、不夠有說服力、也不容易成為情緒的出口。沒有幹淨得令人舒适的邏輯結構。人們更願意相信簡單、直白、是非明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