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認真從頭到尾重看了一遍《英雄》,想起了四年前寫下的下面的文字。整體的認知方向上,我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可能心态上沒有那麼大的攻擊性了。直接原因可能是年初的《秩序的理 由》,但更深層的是《透明與障礙》,關于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之類的思考。張藝謀曾接受采訪說,他認為“集體主義”在我們這個國家還是個非常重要的詞,這意味我下面所說的論斷是準确 的。據說張藝謀所以要拍英雄是看到《卧虎藏龍》的成功,而我認為《刺客聶隐娘》絕對有針對張藝謀《英雄》在世界電影市場的成功。因此,四年前我主要對比的是後兩者之間關于“不殺 ”争論。文字略有改動(删除了一些詞語錯誤):我并非是一個武俠迷,隻是幾年前看過《刺客聶隐娘》後,又回憶起《英雄》。對《英雄》的反對聲、批判,據我有限的了解,不少集中于 它是歌頌某種制度的。我還是幾年前的想法,我認為這種看法無助于思考(或者說是一種膚淺的思考,修改于2025.7.25),無助于把對事物的理解向前更推一步,且不論是否有向前推進的必 要。先問是什麼的問題。如果大俠意味着一種高級的人類理想,一種心懷天下蒼生的人格,那麼《英雄》裡最大的俠,按照導演、編劇的設置,就是秦王。其次是“邂逅”秦王後的殘劍,最 後,才是聽了故事“心悅誠服”(指對秦王德行的認同)的無名。這裡的俠是天下的統一,是統一帶來的和平,俠的最高境界“不殺”與和平在統一天下中達成一緻,因為隻有這樣,犧牲少 數個體的性命,天下的蒼生在統一獲得幸福。而為了這偉大的目标,俠必須是政治性的,是需要一些暴力的“殺”來實現的。而《刺客聶隐娘》中作為刺客的她,卻多次違背她職業的要求, 在人倫關系的影響下,展示出她的“仁”:任務是必須的,職業有其正當性,但卻無法泯滅心中作為人的情感與善良——這可能也是人倫和“仁”得以可能的前提。聶隐娘的俠是社會性的, 是人倫式的,它試圖擺脫政治的及其職業的規範和要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俠到底應該是一種包含政治性的精神,還是一種社會式(基于血緣、人倫)的表達。《英雄》明顯持有的是 前一種思路。但有趣的是,這種政治式的英雄,卻是現代性的,從《英雄》的主題中,我們能夠從中體驗到的是現代政治得以建立的根基——這和張藝謀所追随的集體主義具有同一個根基, 也許并非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特征(同樣,我也不認為《卧虎藏龍》在說一種傳統的精神)。《英雄》作為國際大片,以中國的元素和顔色,拍一步外國能看懂的政治生活圖景。在這個意義上 ,作為對比,《聶隐娘》所描繪的相對而言可能更具有中國傳統精人倫精神的俠客形象。如果說唯有亂世才出俠客,那麼顯然,《英雄》的俠客展現出的是一個現代國家的面貌——一個霍布 斯式的問題,俠客應當無法避免被收編的命運,俠的最高境界是天下統一的政治理想。而《聶隐娘》中,俠則意味着對政治及其身份的一種距離和規避,俠的精神在人得以成為人的社會和人 倫情感中。俠的存在既是在世的,又是脫離于世的。當然,也許真的存在一種積極入世的俠,一種希望通過政治實現理想的俠,但那一定是以消滅自身為代價的俠。
政治還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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