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認真從頭到尾重看了一遍《英雄》，想起了四年前寫下的下面的文字。整體的認知方向上，我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可能心态上沒有那麼大的攻擊性了。直接原因可能是年初的《秩序的理 由》，但更深層的是《透明與障礙》，關于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之類的思考。張藝謀曾接受采訪說，他認為“集體主義”在我們這個國家還是個非常重要的詞，這意味我下面所說的論斷是準确 的。據說張藝謀所以要拍英雄是看到《卧虎藏龍》的成功，而我認為《刺客聶隐娘》絕對有針對張藝謀《英雄》在世界電影市場的成功。因此，四年前我主要對比的是後兩者之間關于“不殺 ”争論。文字略有改動（删除了一些詞語錯誤）：我并非是一個武俠迷，隻是幾年前看過《刺客聶隐娘》後，又回憶起《英雄》。對《英雄》的反對聲、批判，據我有限的了解，不少集中于 它是歌頌某種制度的。我還是幾年前的想法，我認為這種看法無助于思考（或者說是一種膚淺的思考，修改于2025.7.25），無助于把對事物的理解向前更推一步，且不論是否有向前推進的必 要。先問是什麼的問題。如果大俠意味着一種高級的人類理想，一種心懷天下蒼生的人格，那麼《英雄》裡最大的俠，按照導演、編劇的設置，就是秦王。其次是“邂逅”秦王後的殘劍，最 後，才是聽了故事“心悅誠服”（指對秦王德行的認同）的無名。這裡的俠是天下的統一，是統一帶來的和平，俠的最高境界“不殺”與和平在統一天下中達成一緻，因為隻有這樣，犧牲少 數個體的性命，天下的蒼生在統一獲得幸福。而為了這偉大的目标，俠必須是政治性的，是需要一些暴力的“殺”來實現的。而《刺客聶隐娘》中作為刺客的她，卻多次違背她職業的要求， 在人倫關系的影響下，展示出她的“仁”：任務是必須的，職業有其正當性，但卻無法泯滅心中作為人的情感與善良——這可能也是人倫和“仁”得以可能的前提。聶隐娘的俠是社會性的， 是人倫式的，它試圖擺脫政治的及其職業的規範和要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俠到底應該是一種包含政治性的精神，還是一種社會式（基于血緣、人倫）的表達。《英雄》明顯持有的是 前一種思路。但有趣的是，這種政治式的英雄，卻是現代性的，從《英雄》的主題中，我們能夠從中體驗到的是現代政治得以建立的根基——這和張藝謀所追随的集體主義具有同一個根基， 也許并非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特征（同樣，我也不認為《卧虎藏龍》在說一種傳統的精神）。《英雄》作為國際大片，以中國的元素和顔色，拍一步外國能看懂的政治生活圖景。在這個意義上 ，作為對比，《聶隐娘》所描繪的相對而言可能更具有中國傳統精人倫精神的俠客形象。如果說唯有亂世才出俠客，那麼顯然，《英雄》的俠客展現出的是一個現代國家的面貌——一個霍布 斯式的問題，俠客應當無法避免被收編的命運，俠的最高境界是天下統一的政治理想。而《聶隐娘》中，俠則意味着對政治及其身份的一種距離和規避，俠的精神在人得以成為人的社會和人 倫情感中。俠的存在既是在世的，又是脫離于世的。當然，也許真的存在一種積極入世的俠，一種希望通過政治實現理想的俠，但那一定是以消滅自身為代價的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