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唐策蹇沖鋒開始，直至孫一通在洞穴中遁形，這一序列是叙事的高潮，也是整部電影在美學上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它或許是一部粗粝的，尚未被意義馴化的僞紀錄片，在此之後，它卻試圖用溫情和說教來掩蓋存在的裂隙。

尤其是「堂吉柯德時刻」，在此語言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物質性。癡迷于外星人的老唐，卻騎着一頭毛驢，這種并置本身就構成了巨大的張力。這不僅僅是對堂吉诃德的緻敬，更是一種加缪式的荒誕的視覺化呈現。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話》中指出：「荒誕産生于人類的呼喚與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間的對抗。」這一幕之所以動人，正因為它剝離了所有社會性的動機，隻剩下一個純粹的「驅力」。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在影像上構成了一種極具悲劇色彩的動能，它不需要台詞來解釋「為什麼」，因為「做」本身就是意義。

此時，老唐個體的渺小與宇宙的浩瀚 (未知的洞穴和神迹) 形成了壓倒性的對比。這種對比帶來的不是康德式的優美，而是崇高，一種痛感與快感交織的震顫。觀衆感受到了人類理性的局限和面對未知時的恐懼。

遺憾的是，這種崇高的沉默最終被一種急于給出答案的焦慮所打破。這種打破不僅是叙事上的，更是媒介上的。

電影的暗線是女兒的抑郁症自殺。如果結尾停留在「堂吉柯德時刻」，那麼在倫理上，這意味着父親最終未能回應女兒的痛苦，這是一種殘酷的虛無主義。為了「拯救」老唐，也為了撫慰觀衆，導演必須安排一場回歸。然而這種回歸的方式是「媚俗」的，一種「對生命的絕對認同」，即排除人類生存中一切不可接受之物 (如死亡，虛無，排洩物)。婚禮結尾正是如此。它試圖用「人與人的連接」這一普世價值，來掩蓋「宇宙可能是無意義的」這一深淵。殊不知，真正的創傷是無法被象征化的，而電影結尾卻試圖通過建立一個溫馨的家庭/社會儀式，強行縫合了這個創傷。

在那段關于「宇宙輪廓」的獨白中，電影借老唐之口宣稱：「原來我們每一個人既是存在的謎題，也是這個謎題的答案。」 這句看似深刻的台詞，實則是對電影作為一種「觀看機制」的徹底背叛。電影不再信任畫面所能承載的暧昧性，轉而尋求語言的确證。

也許，這是一個「好人拍出的壞結尾」。導演的人文關懷戰勝了他的藝術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