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權利到權力的選票叙事
從邏輯的角度上來講，這部電影無疑是略顯割裂的；但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上講，這部電影絕對無與倫比。近年來的女性主義電影中，這部作品成為了少有的，站在現實主義視角，同時以一種充滿詩意的表現形式試圖去回應一個來自1897年《玩偶之家》的，衍生社會議題——娜拉出走後怎樣。
...一、女性投票簡述
1861年，意大利統一之初，選舉權主要基于财産與教育限制，且僅限男性。女性在法律和社會地位上遠不具備獨立參政權，既無法進行選舉投票，也不能被選舉。而統一後的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意大利社會依然深受保守傳統以及天主教會影響，對女性的社會角色定位仍停留于家庭領域，政治領域幾乎将女性排除在外。
20世紀初，随着歐洲女性參政運動不斷發展，意大利婦女也開始發起相關的社會運動，但仍然沒有得到保守派政府的立法通過。1912年，意大利推出了“普遍男性選舉權”（Universal male suffrage），出乎意料卻又不出所料的，女性依舊未被納入投票範圍。不過好在法律在社會層面激起的讨論讓更多女性開始意識到選舉權的重要性。1919年左右，意大利法律終于作出部分松動，允許部分具有一定資格的女性任職市政委員、教育委員等，自此，女性才獲得走出家庭的自由。但仍然沒有給予她們政治上的投票權和被選舉權。
1922年，法西斯領袖墨索裡尼上台，實行獨裁統治。随着法西斯政權對國家機器的全面掌控，本就微弱的女性參政空間被大幅削弱或形同虛設，而獨裁體制下本就不可能實施真正的選舉。整個法西斯統治時期，即1922至1943年，女性的政治權利基本上停留在紙面或極少數形式上，實際的選舉權利無法得到保證。1943年後，墨索裡尼政權垮台。1945年，由流亡或臨時政府所領導的意大利過渡政府開始讨論戰後的民主改革。由于社會普遍認為必須建立更加民主和公平的社會環境，再加之意大利女性運動的，意大利政府開始正式考慮賦予女性選舉權。
1945年，電影中迪莉娅的女兒大概即将認識她的未婚夫，而迪莉娅本人還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家暴。同年二月，意大利臨時政府頒布法令，首次确認意大利女性在地方選舉中的投票權。1946年3月10日，女性首次行使地方選舉投票權。1946年6月2日，意大利舉行了公民投票，以決定國家體制是繼續君主制還是改行共和國。這是女性第一次在國家層面參加投票，也是電影結尾處的高潮段落，順帶一提，這次選舉還出現了多位女性候選人參選國會議員。1946年成為了意大利女性選舉權史上的裡程碑！1947年12月，新憲法通過，并于1948年1月1日生效，明确把男女平等和公民普選權寫入憲法。自此，意大利女性在法律意義上與男性一樣，擁有完整、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現實主義思辨
至此，意大利選票的故事，仍然沒有結束。但是如果我們暫時将思緒放到本片的劇作結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部作品的結尾部分，用了一個簡單巧妙的叙述性詭計，解決了一個一百多年前被提出的問題，一個關于“娜拉出走後”的問題。
...現在，想象自己作為一位婦女，因為社會保守主義思想或是經濟下行等原因（這樣類似的的“原因”似乎貫穿了曆史），“家庭”這一定位始終束縛着作為女性的就業權利，也就是說，由于找不到就業崗位，女性将不得不成為一個家庭主婦。而家庭主婦意味着沒有穩定收入來源，沒有收入來源意味着經濟無法獨立，經濟無法獨立則意味着當諸如家暴降臨時，幾乎不存在任何方式，進行有效或的反制，如果有那大概也隻存在一種，即易蔔生《玩偶之家》中所描述的——逃離，唯有逃離。去年大火的女性主義題材電影《出走的決心》其實也在講述這一方法。這個方法看似可行，但是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魯迅在1923年，正好是本片上映的前100年，提出的問題：娜拉走後怎樣？逃離家庭就像走出被編織的虛假夢境，而人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因此，沒有經濟權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來”，而這不應該是我們緻力于謀求的出路。其實《出走的決心》大緻點到真正的出路：最最要緊的是做到經濟獨立。這是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是到達這個方案之前還要走很長的路。舉個例子，在保守主義思潮再次席卷全球的當下，那些保守家庭的女孩，那些經濟條件天然不好的女孩，那些山裡受教育程度低的女孩，她們該怎麼辦？
...三、娜拉走後怎樣
大概就是看透了這個問題，導演在設置劇本的時候才會把影片的前半段故事作為《玩偶之家》的翻版，最後再把“從出走，到選票”的這個故事，作為結尾的高潮。當我們自然而然想到“出走”這個答案的時候，導演轉頭便告訴觀衆，其實，她在尋一把利劍，而這柄利劍就是“參政權”。自此，有關婚姻故事的結局終于可以不再是一個女人走向另一個男人的故事，她們有了可以選擇說“不”的自由。
當然，這裡導演本人一定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取舍，在關于獲得投票權的情緒高潮和反抗家庭暴力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鋪墊，我相信這就是許多人看完後感覺結尾莫名其妙的原因。因此在這個層面我們顯然可以說這部作品并非完美的作品。同時，這部作品也是歐洲電影中少有的将“她”這一個體抽象出來，變為“她們”這樣的群體，由簡單的個體困境叙事變為方法論這一層面的對于現實的回應。而這也就引出了對于選舉權本身的質疑。對此，我想我們可以往後繼續了解剛才未完成的，對于選舉權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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