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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家》沒有将李明奇塑造成一個脫離現實、行為偏執的“瘋癫”民科。相反，他的夢想始終與現實緊密結合：

70s工人時期——研究飛行器業餘愛好、發明創造成為廠先進；80s下崗開舞廳——熱氣球打廣告、用機械裝置組成運輸動線；90s舞廳易主——塔頂一躍，通過飛行換救命錢。

李明奇的形象很貼近央視《我愛發明》裡那些實踐式“民科”，将創造力與生産實踐結合起來，既認可科學的專業秩序同時又打破“偏執瘋癫”的刻闆形象。

影片通過“生活流”+真實影像資料的穿插 連綴起大曆史和小人物，經由李明奇的飛行夢，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進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一場“集體飛行”

讓我觸動的另一點，并非主角一個人的英雄主義，而是周圍一群人的樸素天真。

首先表現在他們對“飛”的态度上。最後李明奇的縱身一躍和安全降落之所以不顯得突兀，我想很大程度是因為身邊人的态度，沒有尖銳的反對和阻攔，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默認或參與了他的“飛行夢”。周圍人或許會覺得李明奇“傻”，但從不會覺得他“瘋”。

而這樣的态度，個人看來，或許是從社會主義技術政治中生長出來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技術發展觀帶有很強烈的群衆路線和集體主義色彩，不追求技術的前沿尖端，重在利用眼前條件、依靠勞動者的智慧和雙手解決實際問題。李明奇自制飛行器的過程就體現了這樣的技術觀，他用鉗工實踐經驗中習得的技術重組廢舊零件、工廠邊角料，在生産實踐中改良、創造。當發明創造成為生産生活的一部分，“民科”的行為也就天然地能夠被理解甚至獲得支持。

與此同時，“兩彈一星”等巨大成就使得“飛天”從國家工程變成某種極具感召力的精神符号，“人定勝天”“改造自然”也不隻是宏大叙事，它經由勞動實踐，潛移默化地融進個體的“小叙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通工人群衆共享并實踐着一種“改造世界”的“集體想象力”，“飛天”的圖景首先需要被想象出來，然後才有可能實現。

因此，影片中李明奇的“飛天”獲得了可以被理解、支持、甚至托舉的基礎，當然也不乏懷疑，但不管是嶽父高立寬還是工友們的保留态度，大多是出自對“飛天”可行性的審視而非對“飛天”本身的質疑。“跟俄羅斯買退休火箭”這種聽着離譜的事也能一呼百應、開團秒跟，另外，如果我沒記錯，不管是跳傘實驗還是佐羅廣告，李明奇的熱氣球上總是不止他一個人。

除此之外，從對待生活的态度也能看到這一群人的“樸素天真”。下崗、失業、疾病、時代陣痛和冷冽的大地……鏡頭裡的東北要素拉滿，即便影片裡的人們曆經各種傷痛、在時代大潮中浮沉，但我們依然可見搖曳不滅的生活熱情。

看到高宏光丢了三根指頭落下殘疾這段劇情，我下意識以為這次意外一定會造成家庭的震蕩甚至分裂，結果雅風一個巴掌、高立寬一句話，這事就有了了結，全家人不再糾纏于“李明奇是否有罪”的問題，而是立刻轉向如何盡力補救、如何繼續維系生活的切近現實。同時，高旭光絕望痛苦但最終也沒有“變質黑化”，認清接受現實後選擇出走另辟一片天地。

基于此，電影的矛盾與張力不再由“個人對抗全世界”的套路完成，而來源于“宏大叙事與小叙事”的深刻矛盾。

自80年代“第三次浪潮”湧入中國，我們不僅接受了科技本身的發展四路，還随之接受了一整套相關的思維模式、生活方式，在“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産力”、“時間就是生命”的宏大叙事中，尚未從過往生命經驗和價值觀念中轉換過來的人們，嘗試用他們的方式認知、理解時代的巨變。

因此，李明奇面對電視台的采訪呈現出失語的狀态，他既無法表達正在遭遇的挫敗和無力感，也無法描述曆史的複雜面貌，唯一能做的，是用行動、用肉身來代自己發言。于是，李明奇帶着生長于“過去”的精神氣質，在同代人的托舉下，以縱身一躍的“飛行”姿态，表達對現實的不适與反抗，最終在個人傳奇的小叙事中完成與時代、與自我的和解。

用輕盈超越沉重

我很喜歡結尾飛行的部分，李明奇背着工業時代遺骸拼組成的飛行器、穿着印滿市場經濟象征的廣告，帶着延續兩代人未竟的飛天夢，穿過迷霧，俯瞰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傳統的英雄叙事大概會極力渲染最後一躍的不确定性、高風險和生死懸念，通過緊張的配樂和時不時冒出來的障礙物制造戲劇張力。但這部電影的“飛行”是一場開始就讓你覺得一定會安全落地的飛行，輕快的音樂、略帶超現實色彩的鏡頭語言，讓整部影片的重點從“飛成功了嗎”到“為什麼要飛”。

電影沒有讓李明奇的飛行淪為徹底的悲劇或變成颠覆現實的奇迹，而是讓他以“先躺着再站着”的姿态實現了一種有限度的“安全降落”。

飛行的成敗不再是關注點，怎樣在錯綜糾纏的曆史中安放“舊夢”，以怎樣的狀态面對沉重不可撼動的現實，大概才是《飛行家》嘗試回應的問題。

卡爾維諾主張作家要用一種輕盈的寫作方式“逃離”沉重的現實，這并非輕浮或消解嚴肅，而是“将自己揚舉于世界重力之上”，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世界。或許，在化“重”為“輕”的過程中，我們最終能找那個可以安放生命之沉重的“5米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