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言“學術”，其實是個譯自西方的概念，而在西方語境中，平常所說的“學術”實乃現代的産物。随着現代大學的發展以及社會分工、專業分化的加劇，一批在“大學”或“學院”裡專門從事研究與教學的人，被稱為“學者”，又可謂“學院知識分子”。在此意義上，學者隻不過是以學術為職業的人，甚或靠學術生存的人，“搞學術”并無特别的精神意義。

　　但若往文明源頭追溯，“學院”（acad-emy）一詞源自拉丁語academia，後者則源自一個希臘地名Akademeia，它位于雅典城邦近郊，即著名的“柏拉圖學園”之所在。哲學作為愛智之學，是對真理與智慧的探求，當為“學術”原本之義。在現代，學術作為職業，仍與别的職業有别，正是因為學術工作具有高度的精神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其對象或内容而言，一是就學者自身而言。

　　如果對學術沒有真正的熱愛，套用德國學者馬克斯 韋伯的說法，如果不能把學術當作“志業”，具有相當程度的獻身精神，那麼學者在自己耕作的領地，将很難取得真正的成就。這樣的“學者”，大概隻是把“學術”當作謀生的手段，若是可能，自然也願意放棄“學術”，選擇别的能帶來更大實際利益的職業。而真正值得一個人全身心去投入的“學術”，當然不隻是生存手段，在根本上，它隻能是源初意義上自身即為目的的學術，亦即作為探求真知之精神活動的學術。從事這樣的學術工作，隻是出于學者自身的需要與一種來自命運的召喚，本是不計較什麼成就與報酬的。

　　若從中國傳統着眼，談學術精神，應該上升到“道”的層面。孔子所說的“十有五而志于學”，即是志于道。學術之“術”，古義通“述”，先學而後才能有所著述，強調的仍是“學”。而學，即是學道；學術精神，即是問道求道的精神。所以，“學術”亦通“道術”。

　　當“學術”表示的是源初的求知或求道之義時，學術研究的主體與對象所體現的精神性，便可獲得高度的統一。真正的學者，即是求真知或志于道之人。明乎此，方可再談學術精神的不同層次與境界。

　　“學術精神”之境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是經典之論，不妨借用來談談學術精神的三層境界。

　　第一層境界是懸思。原句出自晏殊《蝶戀花》一詞，寫的是一個新婚女子對駐外戍邊的丈夫的苦苦思念。初學者對目标的探求大概類此。一開始，由于人與道遙迢相隔，“人”是孤獨的，“道”是迷離的，所以人才生出向道之心、望道之情。對于初學者而言，為了看清道路的方向，最重要的就是要立足高遠，志在勘破大本大源，求得真正的大學問大智慧。為此，他必須不受種種世俗誘惑的幹擾，以至把苦樂毀譽利害都置之度外。即便如此，他仍可能要先試過很多錯路與彎路，才能最終告别迷途，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第二層境界是苦索。原句出自柳永《蝶戀花》一詞，寫的是一個癡情男子對心上人的渴慕與思戀。學者一旦摸着門徑，入得正道，進學之路大抵如此。他已經很清楚自己應該去追求什麼，剩下的就是一心一意、專心緻志、持之以恒地下苦功夫求索，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無論有多少艱難困苦，都不足以把他吓倒；無論有多少激流險灘，他都要闖過。在這個階段與層次，學者最需要的就是為了“餘心之所善”而“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與投入。

　　第三層境界是頓悟。原句出自辛棄疾《青玉案 元夕》一詞，寫的是一位男子在元宵節鬧市街頭突然遇見心上人的歡喜之情。求學問道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就像一顆釘子用力緩慢地穿透一塊無比堅硬厚實的木闆，然而在此過程中，你所付出的努力都不會白費，正是在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不斷累積與進步的基礎上，忽然有一天，你感覺到豁然開朗，仿佛是“天眼”開了，看世界想問題沒有什麼不明白的。這就是從“漸悟”飛躍到了“頓悟”，學問的層次有了質的提升。這是一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過程，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在學術研究中，這三個境界既适用于作為求取真知與大道的學術本身，也适用于對專門具體問題的研究。就後者而言，我們可以在對不同問題的研究中反複經曆這三個境界。但在根本上，這三個境界還是更适于說明求道者的精神曆練。

　　向“道”而生

　　從上面所論“學術”之原義與“學術精神”之境界來看，最關鍵的是要明“道”，因為隻有關乎大道的學問才是真學問，隻有達于大道的學者最具真精神。那麼在現時代，“道”意味着什麼呢？

　　在西方傳統中，自古希臘以來，哲學與政治、知識與權力之間就存在一定張力，直到韋伯，他仍把學術與政治對舉，認為學術是價值無涉的純粹求知活動。隻是除了研究學問、獲取真知的本職工作外，面對政治生活中的錯失與迷誤，學者還可積極發揮批評現實和改善政治的社會功能。而在中國傳統中，也很早就存在道統與政統之間的張力，一旦政治出現問題，以道自任的讀書人往往也可起到谏言監督的作用。

　　然而，這都是“道術已為天下裂”後的情況。中國傳統所尊奉的“先王之道”，其實是合政統與道統為一的，它意味着“有道之君”施行的“有道之政”。正是在此意義上，清朝大學者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史”，認為古代經典中所彰顯的大道，其實本是早先王政施行過的東西。所以，最早的學問就是“王官學”，最早的學者與老師就是“官師”。無獨有偶，這種知識、道德與權力合一的理想政治，也正是“柏拉圖學園”的創建者最初所期求的。

　　現代西方已經走上了一條政治權力與道德學問兩分的道路，其間溝壑至今未能彌合。但新中國仍是力圖恢複與保持道術未裂時的政治與學術交融的古老傳統，把政治建立在知識與學問的基礎之上，并承擔倫理教化的功能。在“官師”傳統及其演變的“士大夫”傳統的影響下，中國學者所求之“道”，非但不是與政治分離，并且隻有寄托于政治，才有可能實現。